苦难的童年

1930年1月24日——旧历腊月二十五，隆冬残年，我提前两个月匆匆忙忙来到人间。由于不足月，营养不良，母亲说我生下来时象只小猫。 我是安徽省全椒县人。我家无房无地，父母就领着我租了一间旧房和祖母居住在一起，寄食在姑母家里。姑父是个小地主，还在旧政府里干点什么小差事。母亲和祖母给他们家做佣人，父亲当跑腿的。 我五岁的那一年，家里又添了个弟弟，母亲每天一手抱着弟弟，一手拉着我，从城隍庙我们的住处，走到南门姑父家。朝去顶着星光，夜归披着月色，每天要做十多人的饭菜，还要上街采购、清扫、掸抹、缝补浆洗，常常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母亲无暇照看弟弟，只得把他绑在我背上，要我带着他玩。一向瘦弱的我，背着走路已很费力，还能玩什么呢? 吃饭的时候姑母家桌上酒肉飘番，而母亲祖母和我只能在灶门口吃点残羹剩饭，有时喝点玉米糊糊。一年熬到头，姑母家还是分文不给。就这样，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埋下了对财主们的厌恶和憎恨。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遭日寇血洗。12月22日，日寇长驱直入全椒县城。全椒大地一片腥风血雨，惨不忍睹。我们的房东、姑母全家以及我的父、母和弟弟全都逃难去了，剩下瞎子奶奶和我给姑母家看守三进庭院。一天半夜两个日本兵凶神恶煞般地把大门踢开，闯了进来，拿着手电筒到处照，找年轻妇女。奶奶吓得直打哆嗦，跪在床上苦苦哀求：我们这一老一小是看门的。日本兵仍然用刺刀挑开被子查看，而后才恶狠狠地走了。我恨透了那些日本强盗。 日寇一度放弃全椒。1938年6月初，突然飞来三架日机，对居民狂轰滥炸。顿时，全城一片火海，房屋倒塌，砖瓦横飞。我跑到后院，躲在一棵大树底下，只听得咔嚓一声，碗口大的树枝被弹片劈断掉下来。我出了后门，随着人群一面猛跑，一面打听管家坝在什么地方，因为我知道父母逃难到了那里。一口气跑了七十五里路，到了管家坝，母亲见到我泪如雨下。原来她早就磕头求菩萨，保佑我这苦命的孩子不要被炸死了。这一次，我真是吓破了胆。以后一昕到飞机的响声，就飞快地往家跑，钻到床底下，谁叫都不出来。 我到了管家坝以后，每天看到妈妈总是愁眉不展，常常无声落泪。每天天刚亮，她就要到地主家去做针线活，黑透了才回来。每天做十五、六个小时活，才给两升米，依靠这两升米填全家六口人的肚子(这时又添了一个弟弟，祖母也来了)。“1939年初冬的一个夜晚，窗外，凄风苦雨，落叶飘零，室内昏沉沉的灯光，照着妈妈的一脸泪痕。她还不到三十岁，但已显得那么苍老憔悴。我走到她跟前，焦急地问：“妈，你怎么啦?”说着，我也哭了。我小时候常伴着妈妈一起哭。妈把我搂在怀里，说：“姑母昨天从周家岗来了，和你父亲商定，要把你送给那里一个叫陈六娘的作为养女。我死活不肯，但……”妈妈说不下去了。妈太可怜了。我立即净止了哭说：“妈，别哭啦，我去。”夜深了，妈帮我脱了衣服，让我睡觉。我躺下后久久不能入眠，心里十分憎恨父亲和姑母。一会儿，妈当我睡着了。在黑暗中将手伸进我的被子，从头摸到脚，泪水滴在我的脸上。她把我的被子盖好，轻轻地回到自己床上。我将被子蒙在头上，悄悄地哭到天亮。早上，妈还是不说话，只流泪。她为我做了一件过新年时穿的浅藕荷色长大褂，罩在旧长袍外面，让我穿上；又盛丁一碗泡饭，让我吃得饱一些好上路。因为妈一直在流泪，我怎么也吃不下，吃两口也哭了，就往外走。 天色阴沉沉，灰蒙蒙。九岁的我，离开了苦难的家，离开了难分难舍的妈妈，开始走自己的路了。 下午四点钟左右到了周家岗。父亲把我送到六娘家后，水都没有喝一日就走了。六娘子笑嘻瞎地对我说：“腊英(我的小名)，这个家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原是县里童家茶馆的小姐，嫁到陈老六(地主)家。曾生过两个男孩，全夭折了。现在让你过寄给我做养女，就跟我姓童。明天我送你到学校去读书。”读书，这是我多年梦寐以求的事。因为穷，一直进不了学校门。住在全椒的时候，我常常趁弟弟睡着了，偷偷跑到南门外荷花塘小学门口，以羡慕夹着忧伤的心情，看着一群群小学生，在操场上踢毽子，拍皮球。我的表姐有时因逃学而挨打，我心里就想，还不如让我替你读书呢。 第二天早饭后，六娘子领我到学校去了。从此，我白天上学，晚上陪她夜读。就在这“从糠箩跳进米箩”的“好”日子里，我的精神还是很压抑。白天在和同学们一起玩得高兴的时候，突然会停下来站到一旁发呆。我想到妈妈每天付出沉重的劳动，还填不饱肚子，想到可爱的弟弟没人带了，想到瞎子奶奶躺在草铺上饿肚子……直到上课铃打断了我的思绪，才急忙走进教室。晚上只要头一落枕，就看到在昏昏沉沉的油灯下，妈妈默默地坐在我身边，不是缝补衣服，就是做鞋子。眼睛一睁，幻影没有了；一合上眼，又有了。几个来回，热泪就不断往外涌。但我不敢哭出声，因为我和寄母睡在一张床上。 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重兵进攻周家岗，我随着寄母和她的姘夫迁移到津浦路东的半塔集。这时，我在这个家庭里渐渐成为一个多余的碍手碍脚的人了。他们不让我再上学了，要我扫地、洗碗，干各种杂活，实际上成为他们的一个小佣人。

战友的心血浇灌我成长

半塔集是安徽省来安县一个集镇，是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中心、新四军二师的后方。二师的抗敌剧团、地方上的大众剧团常在这里演出。群众的各种抗日活动轰轰烈烈，强烈地冲击着我幼小的心灵。 1941年10月中旬，秋高气爽，金色的阳光普照大地。一天，门前来了一个身穿灰布军衣、文质彬彬的小伙子。他微笑着问我：“小鬼，你到剧团演戏、唱歌、跳舞好吗?”我高兴地回答：“好呀!”立即简单地收拾一下，头也不回地跟着他走了。 “红缨枪，红缨枪，枪缨红似火，枪头放银光。 拿起了红缨枪，去打那小东洋……” 在这活泼昂扬的抗战歌声中，我迈开了革命征途第一步。别了，那万恶的旧社会!别了，压在我幼年心灵深处的悲哀!别了，看人自眼、任人摆布的苦难生活!我象出笼小鸟，飞向那自由，光明的新天地。 第二天，新四军二师四旅被服厂的指导员石惕同志，给我送来一套小号灰棉军衣。我穿在身上，棉衣拖到膝盖下面，像件短大衣。但皮带一系，绑腿一打，也挺神气。他们把我送到二师师部抗敌尉团，见到张望团长和仪军副团长。他们为我这个刚入伍的小女兵开了一个小型欢迎会，大哥大姐们演唱了抗日歌曲。最后张团长说：“小鬼，你也为我们唱支歌好吗?”我拉开嗓子就唱。当唱到“我们有亲爱的毛泽东，我们有亲爱的斯大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时，张团长向我：“小鬼，你知道毛泽东是什么人，斯大林是什么人吗?”我回答：“不知道。”“那你知道共产党的领袖是谁呀?”我很爽快地说：“我们的领袖是罗炳辉。”团长笑着说：“罗炳辉是我们二师师长，毛泽东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的领袖。”这算是我入伍后的第一堂政治课。 ． 宁静的夜晚，月光如水。军营中的第一晚，我兴奋得翻来复去睡不着。这究竟是梦幻还是现实?这么多的男女青年，都那样和蔼可亲，那样愉快，那样朝气蓬勃，我真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了。过了几天，来了一个上海女学生，说是带我去四旅的。这时我才知道，我是四旅抗战剧团招的。怪不得这里的同志们对我都么热情，但又不分配我具体工作。 我随着那个女学生，来到了四旅抗战剧团驻地。第一个接待我的就是戴贤中团长。他已有三十来岁，脸色黑堕透红，颧骨高高的，目光慈祥。他对我说：“小鬼，是我把你从抗敌剧团要来的。我委托被服厂的指导员石惕同志在路东地区物色一个能唱歌演戏的小女孩。因为我们这里缺少小演员。”随后，他把我交给了团里的少先队长龚维一大姐。 龚维一大姐把我领到女同志宿舍，一手拉到她踉前，仔细地打量我，热情地说：“我给你取个名字，叫晓苇。晓就是拂晓，天刚亮，意味着有朝气，苇，就是芦苇，长在水中，很春节。”又说：“你长得够小的了，那么瘦，细胳膊细腿的。”她动手把我的军衣改小了一点，帽子后面也缝了一截，又把一条绑腿带剪成两条。经她这么一收拾，我顿时变得精神多了。 我到四旅的时侯，正当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日伪军加紧对我根据地蚕食、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不断从背后袭击我军，淮南地区党政军民进行了频繁激烈的战斗。那时，部队给养十分困难，行军的时候，每人要背五斤重的盐袋和三斤重的米袋。我年纪小，没有被包，盐袋米袋也都分给其他同志背了。敌情严重时，一周内要两次通过津浦路。日寇对津浦铁路封锁得很严密，巡逻车来回行驶，夜里还用探照灯扫视。我们每过一次封锁线，都要走上百里路，在铁路两边的十多里路是要跑步前进的。同志们都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剧团领导怕我跑不动，每次都指派一个体力强的男同志背着我跑。到了宿营地，烫完脚后就倒在地铺上睡着了，同志们做好了饭叫我吃，很久才能叫醒。 冬天，滴水成冰。我们常和老百姓家的牛睡在一问屋里。龚维一大姐和姚冰大姐，担心牛尿淌到我的身底下，把我冻坏了，总是让我睡在中间，他们睡两边。我轮流和这些大姐睡在一个被窝里。特别是龚维一大姐，对我比亲姐姐还亲，她曾对我说：“你的体质不好，每天夜里脚都是冰凉的，我总要把你的脚放在我的肚子上捂一阵才热起来。”每当她看见我行军时一拐一歪的，就知道是脚上起了泡，到宿营地后，就用针穿上一根头发丝帮我挑泡。有一次，她帮我穿泡时发现我的鞋底破了，第二天一早，起床哨还没有响，就起来把自己的旧军衣撕了，飞针走线地为我做鞋，怕新鞋子不跟脚，还特地钉上两根带子。待夕阳西下时，我已穿上新鞋了。 1942年初一次行军时，漫天飞雪，泥泞的路上，结了一层薄冰。戴贤中团长怕我摔跤，把他的背包交给龚维一大姐背，自己手柱竹棍，背着我一步一滑地走。好艰难啊!特别在上下坡时，总象要摔倒的样子。龚维一大姐还不时在后面托一托。过桥时，她看见我两条腿冻得红红的，就将我的裤管往下拉拉，我的脚一动，她一闪身摔进冰河里了。她穿着湿透的棉裤，在冰天雪地里行军，两条腿都给冰渣划破了。这个革命大家庭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为了我的成长付出了多少艰辛啊! 龚维一同志的慈母心、同志情，使我终生难忘。她对我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连洗衣服都来帮助我，怕我洗不干净。其实，那时候她也不过十八九岁，而且出身于旧官僚家庭，从小娇生惯养，连上学都是佣人拿着书包送去的。革命大熔炉把她锻炼得这样坚强，这样精明强干，这样关心同志，真了不起。她对我一生的影响十分巨大。1950年，我在上海主演歌剧《王秀鸾》时，分别了七八年的姚冰大姐看完戏就到后台我我说，她一眼就看出来了，说我在台上的一举动完全象当年的龚维一。 到四旅的第二天，团里就让我参加演出，在《农村曲》里饰巧姑。第一次登台，团长戴贤中亲自给我化妆，他鼓励我说；“不要害怕，一定要把戏演完。”上台后我鼓起了勇气从众人中走出来，独唱了驳斥汗奸谬论的一段：“谁说打不过，同志们道理说得多；中国人民四万万，东洋鬼子莫奈何!……”大家说我任务完成得不错。其实我吓得够呛，直想往后台跑。由于戴团长在帮我化妆时已千叮咛万嘱咐，终于坚持下来。 有时，团里派我们到连队里去教唱歌，在那里一样受到同志们关心和爱护。连队干部总是早早集合队伍，等我们去。我个子小，他们抬来桌子，把我抱到桌子上，教完了歌再抱下来。连队干部很多都是老红军，他们常常给我们讲红军故事，对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1943年3月5日，部队贯彻中央精兵简政政策，四旅抗战剧团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宣布撤消了。我和龚维一、马玉顺、田克、张挺、陆守亿等同巷，奉命调去师部抗敌剧团。抗敌剧团驻在离师部大刘郢有二里多路的沏鄄，这个村庄只有十二户人家，村子里有片小竹林。这时正逢春回大地，田野里一片葱绿，遍地野花。剧团同志在这里过着紧张愉快的生活，虽然物质生活还是很艰苦，但精神生活非常充实。在团内，小孩戏都由我来演。 在排练叶华同志创作的三幕话剧《新生之路》时，我饰小女孩阿风。阿凤父亲死后，她跟着母亲到了后父家，受后父虐待。第一次上场时，要求我瘪着肚子，路都走不动，流着眼泪出场。但我没有进入角色，只是装哭。这时，导演叶华同志就叫停排，耐心地启发我，她说：“阿风的父亲被资本家压迫死了，妈妈改嫁给另一个穷工人，别的孩子都嘲笑她是拖油瓶。妈妈疼她，盼望她能快点长大成人，为了阻止后父伸来的拳头，不知流了多少眼泪，挨了多少打。”经过导演的启发，我突然想起了四年前，妈妈泪流满面送我走的情景，就哭得收不住了。叶华同志把我攒在怀里，慈母般地教育我：“一个演员有第一自我和第二自我，剧中人是第二自我。要根据剧情控制自己的感情，否则戏就没法演下去了。”有了这一次经验，我就利用一切机会来锻炼如何控制感情，提高作为一个演员的素质。 初夏的一天，我们团奉命到黄花塘演出《新生之路》。出发，前说是到十五团。到那里一看，全是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我好奇地问大同志：“怎么十五团有这么多干部呀?”他们告诉我：“这是新四军军部。”晚饭后，大家到后台化妆，陈毅‘代军长来看望我们了。他慈祥地摸着我的头，开玩笑说：“小鬼，你什么时候知道谈恋爱呀!”惹得大家哄堂大笑。他热情而又风趣地鼓励我们把这台戏演好。 1943年3月，音乐家洛辛同志来抗敌剧团工作。他毕业于重庆音乐学院，音乐造诣很深。在抗战期间．他写了很多歌：曲，流行于新四军各部队。他的到来，使剧团的音乐水平很快就有提高。他常和音乐组的同志谈话，给大家讲乐理。一天下午，洛辛同志一面给我讲贝多芬学音乐的故事，—面帮我补衣服。我向他请教写日记的方法，他告诉我：“你把今天我谈的话记下来，就是一篇日记。写日记的习惯很好，它可以帮助你记忆，又能练习写作。”抗敢剧团的领导和同志们，为了帮助我提高文化和业务水平，千方百计地从敌占区买来《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等读物。叶华同志看我老穿一身单衣，不象个小姑娘，特地把自己从家里带出来的一条自底浅藕色小花被面，亲手给我缝制了一件短袖连衣裙。她帮我穿好后，从头到脚看了一遍，拍手说：“好极了，大方、漂亮、文静。”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穿连衣裙。

导师给我插上翅膀

这年秋天，抗敌剧团全部编入师部整风队，参加整风学习。团里领导考虑到我年纪小，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也很清楚，建议我利用这个机会去读两年书，并要我直接向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提出这个要求。 第二天，我就到肖主任住处，进门就对肖主任说： “你看我这么小有什么风可以整呀!能否让我到学校去读点书，提高一下文化?”肖主任笑着说：“好呀!明天上午我叫警卫员送你到半塔集干部子弟学校去读书。”第二天一早，肖主任的警卫员带了一封给子弟学校廖弼臣校长的信，送我到学校，我插班读四年级。 这所学校的同学大部分是上海、福建、广东、江苏、安徽以及东北三省地下党干部的子弟，还有个别红军干部的子弟。学员的政治素质好，学校政治气氛浓厚。在学校里，我把部队两年多培养教育的收获和龚维一大姐管理少先队的鄢一套方法全都用上了。不久，老师和同学们选我当了全校儿童团团长、宣传队长、歌剧团长。我利用上课的间隙，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早晨，我带着文艺骨干，迎着朝霞、踏着晨露，到野外练声。一日三餐饭前都要列队唱歌。值日生把饭盛好了，中间放一盆菜，十个人围一大圈，蹲在地上吃饭。冬天也如此。下午的课余时间和晚上，全部用来排戏，教我在少先队学的舞蹈《反攻舞》，《红旗舞》，还有《小放牛》等。星期日常组织同学到连队教唱歌，寒暑假期间到部队进行慰问演出。 1945年5月初的一天，我正在和同学们商量开展红五月歌咏比赛的事，突然剧团的马玉顺同志来了。他告诉我，团里让我回去，立即动身。我当然很高兴。我们一起去找廖校长，校长不同意，说我是学校里的骨干，还是党的培养对象，准备留校当教员。我急中生智，立即给肖望东主任写了一封信，让马玉顺同志带去。信中写到苏联红军已攻克柏林，希特勒完蛋了，打败日本强盗的时间也不远了，形势发展很快，我不能再留在这里读书了，要回部队参加战斗。第二天，天刚微亮，我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饭也顾不上吃，快步向二师师部大刘郢跑，见了肖望东主任。他亲切地说我读了一年多书有很大进步，信也写得不错。他立即写了一封信，让我带给校长，校长看了，也只好让我走了。午饭后，同学们敲锣打鼓地送我回抗敌剧团，有的同学恋恋不舍地哭了。在子弟学校一年半的学习和锻炼，为我以后几十年的工作与学习打下了良好基础。 6月，剧团开往津浦路西藕塘镇附近的一个树庄，排练三幕话剧《过关》。这个剧写的是一个青年积极分子克服家庭的重重阻力，参加我军的过程。我扮演剧中的妇救会长，这个妇救会长年龄是十七岁，比我的实际年龄大两岁。。她的性格活泼，开朗，工作积极肯干。全剧先进与落后的斗争激烈，气氛比较紧张。我这个妇救会长，带了儿童团来，一面做动员工作，一面缓和气氛。一天晚饭后，天快黑了，我在村外找了个僻静的地方，朗读台词。导演章洛同志走到我的身后说：“小鬼，你还很用功啊！”接着帮我分析怎样塑造好这个角色。他告诉我：“首先要理解剧情，不放过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演员在台上，有千千万万双眼睛盯着你，因此动作要准确，要有目的，不能随便乱动。吐词要清晰，一句话有好几种语调，如：‘你回来了’这句话，可以是热情的，高兴的，也可以是冷淡的，敷衍的。语调不同，效果也不一样，要很好琢磨。一个演员内在的戏对观众感染力最：强。内在的戏，主要是通过演员的眼睛表达出来的内心世界。眼睛是演员演戏的灵魂。”他的这一番讲解，对我演好“妇救会长”这个角色起了很大作用。 8月15日晚上，《过关》在二师政工会上演出。戏演了一大半，从前台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大家带着难以抑制的兴奋演完了戏。演出结束后，我在后台卸妆，昕到幕布那面有个同志轻轻地对章洛同志说：“下面观众反映妇救会长演得不错。”章洛同志说：“现在不要夸奖她，小孩容易骄傲。”我心头一震，体会到这才是领导对我的真正的爱护。我暗暗地下决心：一定不要因为有一点成绩就骄傲。 11月，我们行军到了路东小王庄，在那里住了约三个月。这时，抗战胜利丁，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展现在我们面一前的，似乎是一个和平发展的局面。每个人都迫切地要求提高自己的政治和艺术水平，以便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剧团领导也十分关心我们这些小同志的成长，对我们全面进行业务训练。开的课程有乐理、和声，速成实用作曲法、器乐、美术、化妆等。在新形势下，有这么一个系统全面学习的机会太难得了。所以，我们都学得很认真刻苦。每天晚上就寝时，我总要提醒自己，明晨一一定要早起，到野外练声J中午也不休息，跟别的同志学乐理。有时实在困极了，就伏在桌上打几分钟瞌睡。 12月8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十五岁。 1946年1月13日，国共两党签署的“停战令”生效。但是，无论是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国民党反动派无日不在调兵遗将，准备发动全面内战，血洗解放区，消灭人民革命力量。暮春时节，剧团随二师师部移驻天长县。国民党反动派终于在淮南动手了。在激烈的战斗中，男团员都到前线部队做宣传鼓动工作和抬伤员了。我们女同志，留在天长县中学做伤员的护理工作。我们为伤员洗伤口、喂水喂饭，忙得饭都顾不上吃。有一个很年轻的战士，小腹部中弹，表现很坚强，一声不哼，只是要水喝，我一连给他煨了几碗水，他安祥地睡了。黄昏时分，枪炮声越来越近，上级命令立即撤退。其他伤员都已转移，只有这个年轻战士还睡在那里。我走过去，想叫醒他和我一起撤退。到跟前一摸，才发现他早已停止呼吸。这样一个好战士，默默地与世长辞了。我很激动，不顾情况已很紧急，站在他的尸体前，轻轻地唱了当时流行在部队的一首挽歌：“感受不自由奠大痛苦，你光荣的生命牺牲。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你英勇地抛弃头颅!英勇，你英勇地抛弃头颅!”我又向他行了一个军礼，才匆匆地去追赶已经走远了的战友。

《白毛女》泪洒中原《王秀鸾》汗滴宁沪

1946年深秋，．国民党反动派对华中地区的进攻达到高潮，两淮失守。这时，二师文工团的一部分和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文工团合并，我到了六纵文工团。 1947年山东战场的莱芜战役、泰安战役、盂良崮战役和南麻临朐战役，我们都是在前线包扎历护理伤员，也编些小节目进行慰问演出。我军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和不断涌现的英雄事迹，激荡和鼓舞着我们这些文艺战士的心。临胸战役以后，部队北渡黄河，在鲁西南地区作短暂的休整，然后向陇海路南出击。我似文工团留在鲁西南地区的一个山村里排练大型歌剧《白毛女》。导演要我和另一个同志扮演前“喜儿”，(AB制)。对于演“喜儿”这个角色，我内心还是感到有点把握的。我虽不象“喜儿”那样苦大仇深，但毕竟在旧社会有那么一段苦难经历。对于在阶级压迫下穷苦人生离死别的惨景，我是有点体会的。而且，“喜儿”和我正好都是十七岁。当然，演好这个角色也是要我付出很大努力的。我在“北风吹”和“红头绳”两节中，突出了“喜儿”的天真和稚气，突出了这个从小受苦的农家姑娘，在过新年时得到一根新的红头绳时的欢快情绪，这样衬托她以后遭受的巨大苦难，更能引起观众的同情。在杨白劳的尸体躺在雪地里•恶霸地主黄世仁家的狗腿子来抢人时，“喜儿”跪在乡亲们面前，呼天喊地：“大叔大婶救救我呀!千万不跟财主去。死跟爹爹一块死，活跟大婶一块活呀!”我自己感到，这不是唱出来的，而是从内心爆发出来的。“喜儿”在黄家受煎熬的时侯，唱出了“为什么穷人这样苦，为什么富人这样狠!这样的日子我怎么过呀!多会熬完这苦日月?”我也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唱得凄惋深沉。到“喜儿”逃出黄家，摆脱狗腿子的追寻以后，唱道：“要想逼死我，瞎了你眼窝。舀不干的水，扑不灭的火。我不死，我要活，我要报仇，我要活!”我每个字都用重音唱，把悲转化为恨，转化为报仇雪耻，争取翻身解放的决心。一些细小劫作，我也力求做得准确。如“喜儿”为黄母熬药，因为劳累过度，打瞌睡弄翻了药罐，我努力做到使观众看来不是故意弄翻的，不是在做戏。 《白毛女》在部队巡回演出时，正是1947年底和1948年初，华东野战军的一部分在豫皖苏地区机动作战。通常是弄清了部队当晚没有行军作战任务，就派部分男团员到一个团去挖土筑台，天黑点上汽灯就演出了，服装道具除少数数外，也是就地取材。有时正遇上“风吹，雪花飘”的天气，汽灯光下雪片飞舞，部队在寒风中看演出，更增添了现实感。有时，演出的地点离敌人只有十多里路。 由于当时部队正在进行以诉苦和三查三整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这个戏做到密切的配合，效果特别强烈。演出过程中，全场一片啜泣声。有的战士嘶哑着嗓子哭喊：“不要演啦!看不下去啦!”第二天早晨到土场上去看，差不多每个放背包的地_方，前面都有一滩涕泪的痕迹。许多战士联系自己的苦难家史，大大提高了阶级觉悟，激发了杀敌立功的情绪。许多刚从国民党军队解放过来的战士，也很快认清了自己真正的敌人，和老战士一起英勇作战。《白毛女》连续演出二十多场，我们文工团荣立集体二等功。 1948年4月，在我军发起渡江战役之前，我被调到华东野战军第八兵团文工团(以后改为华东军政大学文工团)工作。在“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时候，我们排练的“渡江腰鼓”、“火炬腰鼓”，随军打进了南京城。 胜利后第一个金秋季节，军政大学文工团排演歌剧《王秀鸾》，要我主演“王秀鸾”这个角色。我从进抗战剧团演《小放牛》起，一直演小孩戏，没有演过成人戏。剧中人“王秀鸾”已二十八岁，我才十九岁；“王秀鸾”有公婆、丈夫、小姑，还有一个十来岁的儿子，在处理同这些家庭成员的关系上，我一点实际体验都没有，而且，“王秀鸾”是劳动英雄，我长得比较纤细，可以说一点英雄气概都没有。这些，都使我产生了顾虑。但顾虑归顾虑，任务还是要去完成。导演李乐同志鼓励我不能只演符合自已性格的戏。要努力去塑造各种类型的角色，拓宽戏路子。 “王秀鸾”是个勤奋劳动、节俭持家、孝敬公婆的人。她除了种地、忙家务外，还要做协调家庭关系的工作。她公公是个勤劳正派的人，婆婆却是个好吃懒做的人。因此公公常常要打婆婆。为此，王秀鸾常常去拦阻，甚至给公公下跪。她还支持丈夫参军上前线。舞台上有犁地，浇地，收割等全套农活动作，要做得基本符合要求，有的还要按秧歌舞的步伐，边做边唱。在导演的指导下，我努力去实现这些要求。首场演出，观众反映良好。团里的同志说我台上台下完全成了两个人。在台下，不仅长得细小，而且清高孤僻，上了台，精干利索，情绪饱满；到那里就把融洽的气氛带到那里。 1950年4月，《王秀鸾》剧组赴上海演出，连演数十场，场场爆满。当时红星电影院的老板说：“我们这个影院开业以来，还没有出现这样场场满座的情况。一天演两场也是这样，还有买站票的。”当时一些电影、戏剧界的从业人员有连看两次的。他们认为，这个戏有生活，是新型歌剧。著名作家和文艺评论家胡风，为我们开了座谈会，认为我们演出很成功，并说“王秀鸾”内在戏演得好，能抓住观众。 现在回想起来，《白毛女》和《王秀鸾》这两个戏所以反应那么强烈，起的教育鼓舞作用那么大，除了演员所作的努力以外，主要是它适应了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白毛女》演出的时代，正是革命和反革命进行最后决战的前夕，需要这样的戏（还有影响很大的《血泪仇》等）来激励我们军队和人民的斗志，《王秀鸾》演出的时代，是我们刚取得胜利，大局初定，百废待兴，需要努力发展生产，医治战争创伤，自力更生，克服困难。这既是党的号召，也是广大人民和指战员的意愿。 回首往事，思绪万千。作为一个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小女兵，年轻的文艺工作者，每一点进步，每一个成就，无不凝聚着党的培养和战友们的心血。岁月流逝，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一些同志已经去世，大部分战友已经进入老年行列。但是，革命大家庭里的阶级爱、同志情，却始终铭刻在我的心底，呼唤着我革命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