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文选（一）

昔日同学录 今天新古董

湖南在线 2001-07-19

人过中年，回味最多的当数学子生涯。同桌的你，对面的她，少年时的友谊……翻翻昔日同学录，顿生无限情思。

中国早期的新式学堂，档案意识很淡，因而不是每个学校都印有同学录的。如今，这些新学堂的同学录不知不觉成了古董了。据上海藏界传闻，有人出价万元欲收购1947年上海交通大学的毕业生同学录。由此足见老同学录价值不菲。

在老旧同学录中，那些能反映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的，可够得上国家一二级文物。比如，收录有毛泽东、罗学瓒、陈昌炽等中共领袖人物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学录》、集国共两党要人于一册的前五期之《黄埔军校同学录》等，就属于这一档次。前面提到的1949年上海交大的同学录，之所以价值万金，也正是其中有一位天下皆知的伟人的姓名。

我收藏的同学录，注重早年的名牌学校。如1919的天津《南开中学同学录》，此册收录了周恩来、马骏等伟人、名人之名。据了解，中国革命博物馆、周恩来纪念馆、南开中学等尚无此书，可见其珍贵。又如《北洋工学院同学录》，内录有革命先烈张太雷（大革命时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之大名；《西南联合大学校友录》中“教师名录”一节中，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黎锦熙等世界级文豪、诗人、音乐家之大名就赫然纸上；全球知晓的物理学家杨振宁亦是该校学子，19岁时在这里毕业，此则鲜为人知。这些珍贵的老旧同学录，我视如家珍，倍加钟爱。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毛泽东所题。这8个字直到今天仍是我国各级各类所学校的座右铭。我有一册《抗大动态》（1938年出版），是抗大留存至今的最早出版物，其中的“抗大校歌”，是20万抗大学员用血肉写成的。《满洲国留日同学录》（1939～1942年），册内就有著名女作家梅娘和著名电影导演于彦夫的大名。作为当年伪满洲的宠儿，在历经大半个世纪的沧桑之后，今日见此同学录，一定百感交集。

在一些人眼里，藏书非宋元明不可。宋元明古籍动辄几万几十万，那不是什么人都近得身的。我以为，普通藏书爱好者还是实事求是、从现实出发为好，以现代书起步，比如，同学录一类。倘若碰上前述之书，未必比普通宋元明版本差。写到这儿，我突然想起给藏书的同好透句话：若哪日你碰到北京电影学院82届毕业生同学录，即使囊中羞涩也别一走了之———手腕上的表，胯下的自行车什么的，统统给他就是，只要能拿到那本小书。

老照片辨伪

张 兵

笔者是老照片收藏爱好者，几年来在古玩市场上摸爬滚打，不仅小有收获，而且摸索出一套老照片识假辨伪的方法，不揣浅陋，公之同道教正和参考。

照片泛黄。黑白照片年代久远，日晒光照，正反面自然泛黄。而假照片（老版新洗或翻拍，下同）黄色是药水浸泡和人工涂刷的，有渍斑，不均匀，而有的过分均匀，甚至有刷印儿。

照片泛银。由于黑白照片的特殊材质工艺，老照片日久年深，在阳光照射下（侧面看）照片局部有泛银现象，而假照片一般无法出现。

照片有微小划痕。老照片在放大镜下可以看到细小的、深浅不一、方向不规则的划痕、折痕或裂纹，非年代久远不能如此。而假照片尽管作旧发黄，但照片无痕无纹，光鉴如新。

照片清晰度。老照片清晰度高，画面细腻，有中间调子。而假照片由于老版冲洗或翻拍，照片发灰发暗，甚至局部发黑发虚。

照片污渍、霉斑和磨痕。老照片一般很少摆放，多压在箱底，所以受潮有水污和霉斑，霉斑一般有黄色、绿色、褐色、灰色和白色泡状物，不易伪造。

照片老化程度。相册中的老照片一般老化程度低，而长期摆放在室内的老照片老化程度高，泛黄、泛银、微痕特征可能同时出现或部分出现，老化自然。

照片文字。有的老照片上有文字，其文字必当清晰，书写端正秀丽，文字周围颜色同老照片一致，否则可能是割裂拼凑后翻拍的。老照片背后一般也有题字，可以其字体、书写水平、墨水颜色和文字内容为辅助依据，判明照片年代。

照片衬纸板。旧时人物照片多有衬纸板，制作精良，纹饰华美。纸板上印有照相馆字号、地址和电话。如照片尺寸与衬纸板不符就可能是拼凑。

看照片相纸。老照片自然用老相纸，如果1920年的照片使用1980年的相纸，那还用问吗？

書緣與人緣

許定銘 2006-1-22

我是相信萬事萬物間皆有緣份的！

人之相交，冥冥中由一線「緣」牽引，試想想：在近百億的茫茫人海中，我們能相遇且相交，不是有緣嗎？我們生活在大都市裡，每天一出門就遇到人，一天之中遇到的人何止千百，但大部分僅限於擦身而過，或點頭招呼而已；只有少數朋友能交談，或合作，志趣相投且深交的就更少了。那麼，隔了千山萬水，甚至從未謀面，但由於同一喜好而通信結交的書友們，不是有緣是什麼？

與書相交數十年，也要講書緣。尤其像我這樣曾當過二十多年舊書商的人，更深深領略到書之散聚，完全在於有無「書緣」！

如今在香港，不單民國版舊書難以買到，就連建國初期的文學書也似鳳毛麟角，最近我在舊書店裡淘得詩人勞榮的《腳印》﹙上海：文化工作社，1950﹚，書店主人說：「此書我在文革前買到，放在書架上隨我搬了幾次店，從沒人向我問過價，原來它躺在書架上等了40年，就是要等你來買！」勞榮是1940年代開始創作的詩人，和巴人、臧克家等交往，不應沒人認識，躲在書架上40年等我，是我們間的緣份。

不單買舊書要講書緣，其實買新書也要講緣份。

和我有書信往來的南京愛書人夏雷鳴來信談「書話」，說他收藏了不少書話，卻買不到梁永的《雍廬書話》，他甚至寫信給梁永的後人查詢，得到的答案是：此書早已絕版！我卻有幸購得此書，《雍廬書話》﹙南京：南京大學，1993﹚初版印量甚少，只印了1500本，恐怕連圖書館也不夠分配，南京愛書人買不到，不足為奇；可是，書出版三年後的1996年，遠居加拿大多倫多的我，卻在大洋彼岸，萬里以外的舊書店裡買到了，那不是緣份是什麼！

有書友曾問我：在你搜集民國版舊書的生涯中，有沒有失諸交臂而耿耿於懷的？

這樣的故事當然不少，有些書明明是有的，但卻不知何時、何故竟默默地失了蹤，任你翻箱倒櫃，就是找不到！至今還心如刀割的，是焦菊隱（1905-1975）的《重慶小夜曲》和王以仁（1902-1926）的《幻滅》，很少見有人談到這兩本書，可見此二冊書之罕見。

焦菊隱是1920年代的詩人和戲劇家，他最為人知的創作是散文詩集《夜哭》（上海：北新，1926），較少人留意他曾寫過一本長篇小說《重慶小夜曲》（上海：北新，1928），那真是難得一見的好書，失了書，累我失眠了好幾晚。王以仁是文學研究會的作家，1924年開始寫作，在他僅有的3年寫作生涯中，生前只出過一本薄薄的短篇小說集《孤雁》（上海：商務，1926），這本書不難找，但我卻曾擁有他的另一本書——《幻滅》（上海：新文出版社，1946），這是他的好友許傑在他自盡後，收集他的遺作及殘稿編成的，厚厚的一冊，比之前的《王以仁的幻滅》（上海：明日書店，1929）更充實，是研究王以仁的一手資料，也不知何故竟失去了，痛哉！

我1970年代初研究李廣田，他的書收得七七八八，重要的散文集中，獨欠《日邊隨筆》（上海：文化生活，1948）。那是巴金編的《文學叢刊》之一，整套書160冊，流經我手的近150冊，好像只有幾種未見，而《日邊隨筆》是其中之一。在舊書圈子中打滾數十年，渴望得到而始終未見的《日邊隨筆》，是與我無緣！

雖然我與李廣田的《日邊隨筆》無緣，卻與他的《金罎子》（上海：文化生活，1946）甚有緣份：這本書是我當年（1972）研究李廣田時的重要資料，認為是他短篇小說集的代表作，便借給一位同樣愛讀李廣田的朋友看，豈料他竟留在公車上丟失了，令我懊惱萬分！你萬萬想不到，二十多年後，我移居加拿大，97年回港探親時，居然在舊書店裡買到同一本書，書的右下角有打翻了藍墨水的印痕，二十多年未褪，一模一樣，沒半點蒼老，而我卻一頭白髮了！

年代初，我在一所舊書店裡見到《石懷池文學論文集》（上海：耕耘出版社，1946），但因為書缺頁不少，興趣索然，沒買！可是，回家後老惦記著那本書，心想：那麼冷僻的作者，那麼罕見的書，即使只剩下封面，也該有收藏的價值，終於決定要把它買下。然而，第二天到書店去時，書早給別人買去了。這件事一直忘不了，後來還寫了一篇《再也買不到的書》，寫的就是這本書的故事。

直到2000年，我從加拿大回歸，經朋友介紹認識移居美國20多年，返港度假的愛書人何源清先生，大家一見如故，暢談書事，當談到《石懷池文學論文集》的遺憾時，他居然說藏有此書，實在令我驚訝！20多年來，無論我向誰提及此書，都無人見過，甚至連「石懷池」其人，亦無人知曉。起先以為他信口開河跟我開玩笑，想不到過兩天，他真的給我帶來了《石懷池文學論文集》，說那是他1950年代從舊書攤上買到的。原來何源清先生雖然移居美國多年，但他在香港還有一所幾百尺平方的書房，年中回來一兩次，《石懷池文學論文集》就在那幽暗塵封的書架裡埋沒了半個世紀，直到我這個有緣的書痴來把它喚醒，推介給世人！

後來我把這件事寫了《喜重見〈石懷池文學論文集〉》，發表後不久，竟收到上海潘頌德先生送來另一冊《石懷池文學論文集》，捧著書，感慨萬分，由初見至此，足足經過30年，我終於藏有我的《石懷池文學論文集》。如果沒認識何源清，我讀不到《石懷池文學論文集》；如果沒認識潘頌德，我不能藏有《石懷池文學論文集》，這是因人而得書的人緣與書緣的結合！

今年初逛舊書店，從一個極不顯眼的書架底層撿到一本塵封的詩集——謝青的《春天的港》（台北：新詩週刊，1953）。我自1962年起即接觸台灣的現代詩，對那時代的詩人有一定程度的認識，但，詩寫得那麼好的謝青是誰呢？不單我從未聽過，翻了不少工具書，也查不到這個人。心想：書前既有覃子豪的序，那謝青一定是他的詩友，或新冒起的詩人了。

後來和《詩網絡》的主編王偉明談起我買到這本書，可惜苦無謝青的資料，無從下筆。他霍然跳起：「我有謝青的資料！」原來隱居了數十年的詩人謝青近年已再次回到詩壇來了，而且剛剛跟偉明聯絡上。透過偉明，我跟謝青（1926-）聯絡了，知道他是江西南城人，49年到台灣後開始寫作，50年代初與紀弦、余光中、覃子豪等詩人交往，後來因病不敢操勞執筆，不久移居美國從商，更遠離文壇了。但近年見到詩友們個個叱咤文壇，各領風騷，停筆三十多年，不甘寂寞的謝青，受繆斯的呼喚，悄悄地再次出發，又回來了。

我跟謝青通信後不久，他告訴我正準備回江西一趟，五月間過港，我邀偉明與他共聚整晚，暢談詩書。我乘機取出《春天的港》請他題字，詩人細撫薄薄的詩集，仿似慈母輕揉分離50多年的女兒底秀髮，喟然感歎後，在扉頁題了「夢中的花朵，歲月的眼淚」，80老人筆走龍蛇，蒼勁有力，詩句寓意深遠，令人感慨！

這是另一段因書緣而結人緣的佳話！

——2005年11月

今收藏界的N种病态

如今，收藏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投身收藏这一领域的人是越来越多。而这些热爱收藏的人，很喜欢去拍卖市场旁观，也愿意到古玩市场去转悠。但冷眼相看，总觉得当今不少的藏友患上了几种不轻的病症，独自诊视之，发现这些藏友约有如下不同的症状：

１、迷信专家有的藏友初入道，因其本身收藏的学识不高，只有迷信专家。而如今，那些自我标榜的专家又大多太杂，真可谓五花八门。倘若藏友不分青红皂白，处处唯命是从，难免会吃亏上当。

２、盲目跟风今天邮市火暴，今天开始集邮；明天钱币赚钱，明天开始攒币；后天字画热炒，后天开始收购字画……这种在广阔收藏领域四处出击的跟风型藏友，如果处处都能得天下先，倘不失为收藏界的弄潮儿。但遗憾的是，一些藏友常常是跟在别人后头，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这种搞收藏的方式虽不一定步步踏空，却也总是吃别人的残羹剩饭。在经济效益方面，只能是辛辛苦苦赚个小钱，甚至不断蚀本。

３、贸然投资有的藏友不具备相应的收藏修养，不具备起码的收藏学识，不了解收藏市场的行情，却喜欢听信旁人的神吹海聊，听信某些媒体的热哄爆炒，常常贸然入市，在不知不觉的恍恍乎与懵懵然之间当了冤大头，有的甚至赔得血本无归。

４、情绪浮躁古往今来，堪称收藏家者为数甚少，究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收藏这一行多为中长线，短线暴利极为难得。而如今入市的有些藏友极为短视，总幻想自己能在一夜间就化身为黑马，整日四处奔驰去寻宝，其结果常常是处处碰壁，交了不少冤枉的学费。

５、思想骄矜有些人或在股市上发了财，或在地产上得了利，或靠倒腾赚了钱，便以为自己能力非凡，一通百通，一意孤行，不听良言。殊不知，炒股可以割肉，房产可以抵押，滞销可以甩卖，而花大钱得赝品，则永远是一个填不满的黑洞。

６、喜欢冲动有的藏友审看藏品认认真真，核定价位仔仔细细，可每每事到临头，总是热血冲动，喜欢在众目睽睽之下显“英雄”本色，可一不小心就容易上了托儿的道。

７、过于贪婪捡漏儿是收藏爱好者都梦寐以求的，却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事，但某些藏友却总是抱着侥幸心理，解析之，不难发现其尚有贪婪的心理因素。难怪许多打扮貌似农民的外地古玩商人，常常把精明的城里的藏友玩的昏头转向。

８、畏缩不前有的藏友一入市道，即栽了个大筋斗，从此颤颤巍巍、不敢起步。有的是袖着手，揣着钱，把价位定得过低，在拍卖时义务为卖主当托儿，在古玩市场与小摊主们讨价还价，斤斤计较。他们在收藏领域虽没有赔什么大钱，却也损失了不少的利息。更重要的是犹犹豫豫，失去了一些真正能发财的机会。

书刊拍卖趋向多元化

●谢其章 收藏拍卖导报 2005年9月8

第33期中国书店“大众收藏书刊资料拍卖会”在北京最湿热的一天举槌，竞拍的场面比天气还火热。430件拍品成交了76％，总成交额达57万元。虽然比起成千万上亿元的大拍57万元实在不值一提，但小拍在品种繁多方面及培养藏书爱好者的基础层面上，仍具有积极意义。任何一项收藏活动，群众基础的广泛与否，直接影响着这项收藏的广度与深度，切不可以成交金额多少论高下。书画瓷器项目之所以频频拍出天价，绝不能忽视它极其广泛牢固的普通爱好者群体的烘托作用。

小拍的热闹在于参与的人群高高低低，各取所需，没有一件拍品会绝对冷场。传统项目古籍，不愁没有买家，最近一股调价暗流，势必形成新的追涨。明凌氏朱墨套印本《诗选》，底价只有500元，却以7480元成交。按一般拍卖规律，超出底价十倍的即为“非理性市场价”，但新增的收藏者哪里理会什么游戏规则，只要看中了，钱是第二位的。明正统十二年（1517年）内府刊本《五伦书》，底价2000元，9020元成交，明版书价值回归，再也不能向“民国版本”看齐。民国珂罗版印本《清宫珍藏百美图》3.08万元成交，为全场之最，民国书能卖如此高价，这不是群众力量起作用是什么？过去版本学家眼里不夹的货色今日在拍场上彻底翻身。清写绘本《澎湖水师左右两营子操阵图》11页，底价3000元，8800元成交，外行人永远猜不透藏家为何高价买这玩意儿。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刊本《诗薮》3500元底价，5500元成交。如今是歌天下而非诗天下，仍旧猜不透藏家是玩诗还是研究诗。

笔者近年来对纯粹是图画的东西有点厌倦了，可拍场上此类赏心悦目的纯消遣品依旧畅销。1952年荣宝斋饣豆版拱花套印本《十竹斋笺谱》7920元成交，此书名气实在大。《高举毛泽东的伟大旗帜胜利前进美术作品选》等4种，1000元底价，3300元成交。现在地摊上宣传画走得极畅，仿造品一摞一摞地走，买回去干啥用？1998年《纪念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藏书票》当年曾热炒到四五千元，拍场上1500元流标。应景应时的所谓美术品败坏了藏书票的声誉，借用邮品的炒作方法虽得逞于一时，终行之不远。

名人书札强势不改，如果按页计值，书札比之善本古籍也不逊色了。《刘承干书札》4张，底价1200元，3850元成交；《关山月等人书札》9张，1000元底价，2750元成交；《孙楷第书札》6张，600元底价，1100元成交。信札拍的好直接影响到旧货市场的信札价格，随随便便一纸普通家书，谈的是柴米油盐老婆孩子而且并非出自大名头，也开价百八千，真叫个水涨船高示范效应奈何不得。

《遥夜闺思引跋语》，俞平伯写的文字极少有人看得明白，价钱却越拍越高，这回拍了1800元，加佣金共2000元了。笔者私底下想，笔者那套跋语加正本，该值多少钱了？藏书的蓄财意义不能回避只能面对。藏对了品种，肯定保值肯定升值，绝不会像邮票似地跌进十八层地狱。

新近加入拍场的一批同学录也悉数成交，均价在1500元至2500元间。同学录，尤其是名牌学校或名人就读过的学校，其价位仍可高看一线。同学录是资料性、趣味性俱佳的藏品。有关它的研究，现仅见北大学者陈平原的一篇大作。

陈平原：作为话题的北京大学

刊行纪念册，大概是所有校庆活动中最为“影响深远”的了。一般说来，为校庆而编印的纪念册，其作者与读者，均限制在本校范围内。即使公开出版，流通也十分有限。不过，可别小看这些“内部读物”，其对所谓的“校史”、“校风”、“校格”的诠释，很可能比皇皇巨著更直接，更鲜活，也更流传久远。一代代的北大人，在校庆到来之际，与自己的前辈或后辈在一起，交谈往事，畅想未来，建构各人心目中的“北大传统”，阐发其所理解的“北大精神”。这种场面，对于当事人来说，当然值得迷恋；可我想说的是，即便对于旁观者，同样也有难以抗拒的魅力。那便是跳出北大，以史家的眼光，审视北大人对于自家历史传统以及精神生活的述说，在了解这所大学历史的同时，把握它所代表的文化传统与思想潮流。

北大人将北大作为话题，这是个好主意；可我还想再进一步，探究北大人谈论北大时的语调、神态、手势，以及效果。《京师大学堂同学录》(一九○三)：大概是受科举时代“题名录”的影响，有关京师大学堂的纪念册，最早的当推此“同学录”。戊戌年间创办的大学堂，不到两年，便因庚子事变而风流云散，没有留下足以说明是否举行过校庆活动的任何资料。又过了两年，即一九○二年的十二月十七日，复办的大学堂正式开学。开学刚满一年，便有此“同学录”的刊行——称其为北大最早的“纪念册”，大概不会有疑义吧？以“同学录”为题，篇首“依其职掌之轻重以次胪列”从管学大臣到教习、执事的姓名爵里，以示敬意，此与科举时代的“题名录”没有什么区别。至于此后成为各种“纪念册”主体的校史略以及校庆感言，在此“同学录”中，则依靠文案副提调王仪通和谷钟秀的两则序言体现出来。

王序开篇即简要介绍大学堂的创办以及此回的恢复，虽寥寥两三百字，大致讲清了学校的历史。接下来便是“同学录”刊行之因缘：大学堂开学不久，因参加癸卯会试，不少学生先期乞假；到了四月间，乡试渐近，“乞假去者盖十之八九”。可见科举不停，“学堂永不见信于人，教育万无普及之望”，唯一的办法便是派学生出洋留学——此“同学录”

即应放洋学生的要求而刊刻。谷钟秀的《叙》于同学录的编辑经过，也有介绍：

北京大学开学之二季，同学二百有余人，管学大臣张选派出洋游学者，三十余人。于其别也，率有离群索居之感。张君熔西、黄君润书等咸曰：此群不可一日解。因建议刊一同学录，并撮合影一，弁之卷首，各手一册，以志不忘。录既成，属序于予，予曰：形式之群，离合适然而已；惟精神之群，当与诸同学共勉之。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收有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三《管学大臣奏派学生前赴东西洋各国游学折》开列三十一名“派往日本游学”和十六名“派往西洋各国游学”的学生名单。送学生出洋，所费甚巨，大学堂“力有不支”，何以如此“勉为筹划”？“派往西洋各国游学”的第一名俞同奎，学成归来后真的出任北大教授。

一九四八年为纪念校庆五十周年，俞氏撰写了《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提及此次出洋留学的内幕。一九○三年的四、五月间，大学堂学生为拒俄而举行集会、发布通电，打破了明清两代不准生员议政干政的禁令，令清廷大为震惊。如何对付此等新兴的政治抗议，其时正十分虚弱的朝廷举棋不定，于是有学生要求提前出国深造：

张百熙先生本为维护我们最力的人，竭力促成这一件事。在那拉氏这一方面，亦以为这班捣乱分子，应该让他们快快滚出国门去，乐得耳根清净，因亦照准。于是校中乃考选英法德俄日语言文字略有根底的学生三十余人，分送出国。这是北大第一次派学生留学东西洋的历史，亦即是北大学生争取自由的第一幕。

那时的清廷，不知现代学生运动的厉害，以为送出国去便可万事大吉，殊不知学潮愈演愈烈，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斗争的一着高棋。当然，以后的学生，可就没有如此幸运了，其政治抗议，换来的很可能是流血牺牲，而不是公派留洋。《国立北京大学甘周年纪念册》(一九一七)：摆脱科举时代“题名录”的阴影，真正开启北大“纪念册”传统的，是一九一七年出版的《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既然是二十周年校庆，很多人(包括北京图书馆所编《民国时期总书目》)将此书的出版时间定为一九一八年。殊不知，这本北大历史上编撰最早、篇幅最大、体制最完整的纪念册，起先是“临时由学生数人发起”，而后才由学校追认的。为何不顾校方准备纪念二十五周年校庆的公告，临时发起此二十周年纪念？是年早些时候，上海南洋公学举行二十周年纪念，北京高等师范也有九周年校庆的盛举，自认“夙著光荣历史”而至今“尚无纪念之事”的北大学生，终于坐不住了。不要说等不及甘五大庆，连虚岁、周岁之分也不管了，先斩后奏，就这样办起了二十周年庆典(朱一鹗《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会纪事》)。当然，校方最终还是给予大力支持的，比如，蔡校长便命秘书将学校档案借给编辑之一陈钟凡，使其得以完成校史性质的“沿革一览”(陈钟凡《蔡孑民先生对于史学上的计划》)。除了“沿革一览”，此纪念册还包括“规程一览”、“集会一览”、“职员一览”、学生一览”等，前有校舍摄影及平面图，后有陈汉章的《中国历代大学学制述》，可以说应有尽有了。我感兴趣的，则是诸位学长对于校庆的感言。

接受陈汉章教授的考证成果，承认“吾国自虞夏时，已有大学之制”，但蔡校长依然认定：现在的北京大学，只是二十岁之青年。将京师大学堂的创立，作为西学东渐的象征，依此思路，蔡元培、王宠惠、范源濂、章士钊、陶履恭等在序言或演讲中，确立了有关北大校史的叙述基调。至于以英、法、德、美等国历史悠久之大学，作为北大的衡量标准及发展目标，也使得此后北大人谈论北大时，不会轻易满足于现状。如此首开记录，对日后校庆纪念的影响，很可能是一种“挑剔的目光”。《北大生活(写真集)》(一九二一)：大概因为并非逢五逢十，不属于“大庆之年”，这一回的校庆纪念册，方才得以如此别出心裁：以生活照片为主体，而将此前此后普遍看好的《北大的沿革和大事记》、《北大现在的组织》作为附录。封面题为《北大生活》，目录页则是《北大生活写真集》——后者无疑更能显示该书的特色。

以“写真集”的形式纪念北大校庆，此举的优势有三：一是以图片为主，赏心悦目；二是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今日之办展览、拍电视、编校史，可以漏过许多大同小异的高头讲章，却无法漠视这册薄薄的“写真集”；三是注重日常生活场景，相对忽视“大人”与“大事”。此举既缘于史观的变化，又因应了图像的特殊要求，编者将眼光集中在经久不衰的学校建筑以及普通学生的课余生活，确实大有见地。《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一九二三)：北大的二十五周年纪念，总共举行过两次。自一九一七年“抢跑”，随后的几年，北大均以“虚岁”计龄。如此计算，不合民国历法改革精神，调整的办法，便是一九二三年的重度廿五。此系校史上的笑话，不过，也使我们有两回纪念刊可供比较。前者不曾独立出版，严格说来，只能算是“纪念号”。一九二二年的《北京大学日刊》，除了十二月十七日标明“二十五年之成立纪念号”外，此后几天，都有关于校庆活动的报道，并刊载了若干演说词。其中，当数蔡元培校长的演说最为有趣，因其委婉地表示了对此次活动的疑惑：

本校自从京师大学堂开办以来，到了昨日，恰恰满足二十四年，今天是二十五年的第一日。本来打算满了二十五年再来开个纪念会，表示我们庆祝的意思。……今天这个纪念会，是要想振起精神，在这一年内好好的预备一下，在明年开会时果然实现预定的计划，这是今天开纪念会的缘故。

开纪念会的本意，确实也只是为了“振起精神”。提前过甘五生日，就算计算有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明年纠正就是了——作为校长，宽厚的蔡元培参加了纪念会，但保留不同意见。

第二年的校庆纪念日，蔡元培不在国内，校务由总务长蒋梦麟代理，纪念刊也以蒋先生的《北大之精神》打头。从十二月六日起，《北京大学日刊》每日登载纪念增刊的征文启事，希望师生提供纪念词、学术论著、对于学校将来的设想，以及学生的业绩等。这回的纪念刊，八开四十八版，单独印行两千份，在会场广为散发。

两回甘五生日的纪念会均参加，且都发表演讲的，一是总务长蒋梦麟，主调是在发扬自由研究传统的同时，“整饬纪律”；一是教务长胡适，大谈北大应该“早早进入创造学术的时代”，连带介绍其生日与北大偶合，故“比别人格外高兴”。二长的演讲，只能说是忠于职守，实在说不上精彩。倒是众多师生的积极参与，使得纪念刊颇有可看处。除了常见的关于北大的感言外，还有江绍原的论文《宗教史的研究》、冯至的诗《昆仑山飞来的青鸟——北大念五周年纪念而作》等。

“何谓北大传统？”此乃历年纪念册的永恒话题，这一回的众多阐释中，学生活动家、北大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朱务善撰写的《北大精神》，颇具特色，他将“北大精神”界定为公开研究与自由思想，本无特出之处；可朱氏由此推导出北大的两条大路：

一是思想革命兼文学革命；二是社会运动兼政治运动：“总而言之，北大精神是科学的平民的非宗教的非干涉的，而其尤足令人佩服不置的，还是当仁不让之‘干’的精神。”不只思想，而且行动，如此方才是完整的“北大精神”。五四时代激进的知识分子，正是从这里找到了介入现实政治的合理性。

有趣的是，朱文还将北大的现状与欧洲和日本之大学做比较，而且颇具自信，哀叹日本的大学所受压制太强烈。那时的北洋军阀正忙着互相厮杀，对大学的“思想问题”，一时无暇顾及。再说，科举时代虽然过去，西学大潮扑面而来，读书人余尊尚在，在大学里谈谈马克思主义亦无大碍。可这不等于说中国的大学享有独立思考并批判现实的特权。以一九二六年的“三一八”惨案为标志，军阀们终于大开杀戒，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最明显的一点是，北大师生的“思想自由”，此后便不再是天经地义的了。《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一九二九)：为何选择的是卅一而不是卅周年纪念刊？王国铨《我们为什么要举行北大卅一周年纪念会》，对此有简要的解释：三十周年校庆时，北大师生正因反对大学区制、争取复校而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武力压制，校庆活动很不像样：“去年的今日，二院大礼堂只聚了二百多同学，两个旧教授，门首高悬着一副白布对联，冷清清的举行了那告朔式的卅周年纪念。”一九三三年刊印的《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对此有更为精彩的描述：“是年冬，我校三十周年纪念日，例应盛为庆祝。以方争求复校期中，仅于某夜有学生数十，提灯巡游景山东街、北河沿一带，呼口号以见志。朔风吼天，枯枝摇雪。灯光疏暗，呼声弗扬。虽云志庆，实写悲也。”终于，“公理得到了最后的胜利”，北大恢复了原来的校名和建制，卅一周年因而晋升为“大庆”，纪念刊也堂而皇之成了“大刊”。

其时已经转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为该刊作序，针对北大学生的特点，着重谈了两个问题。一是“要以学术为惟一之目的，而不要想包办一切”，这自是对北大学生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的委婉批评。一是“要去尽虚荣心，而发起自信心”。老校长称，北大五四一役之光荣，“盖当时首都仅有此惟一之国立大学，故于不知不觉中当艰难之冲，而隐隐然取得领袖之资格”。如今大学林立，且首都南迁，“北大不过许多大学中的一校”，不该“妄自尊大”。老校长所言有理，首都南迁，北大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大力扶持，办学规模及经费均不如南京的中央大学。可不在天子脚下，也有好处，尤其是老北大之推崇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政策明显背道而驰。若非远在北平，国府鞭长莫及，真不知道还能不能较好地保持“北大之精神”。

代理校长陈大齐《我们今后的责任》之大谈在学术上努力，方才是大学获得荣誉的正路，也是针对近年学生日益高涨的政治热情。而《北京大学概况》对“校风之特点”，也转而强调较为玄虚的(1)具独立精神(2)有特别见解(3)作事有坚强之毅力(4)服从真理(5)气量宽宏。学生则不这么看，李辛之《北大之过去与现在》依然强调北大以养成领袖人材、领导新思潮运动，以及与旧势力抗争为目的。其中强烈的“领导意识”，与蔡元培的说法恰好相左。或许，北大人即便“自我压抑”，也无法掩盖其咄咄逼人的气势，以及领袖群伦的潜在欲望。只是少不更事的学生，比起饱经沧桑的教授和校长来，更容易将此“气势”和“欲望”表达得淋漓尽致。

《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一九三三)：这一回的纪念刊，由北大学生会负责筹备。

从决议到正式出版，只有短短九天时间，借用一句时兴的套话：“粗疏之处，在所难免。”

由学生会出面也有好处，那便是“童言无忌”，不必以整个学校的前途做抵押。实际上，在我所能看到的校庆纪念刊中，没有比它更激进的了：自始至终，斥责政府无能。以筹委会名义发表的《纪念宣言》追问，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东北四省，法帝国主义侵占我海南九岛，英帝国主义眼睁睁要攫取我西藏西康”，而政府又一再委屈求全的状态下，北大人何以纪念卅五周年校庆：

两年前的今日，北大学生曾经反抗过政府对帝国主义的一贯投降的政策，做过轰轰烈烈的南下示威运动，唤醒了数千百万的民众，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蛮横。然而，两年来，北大却成了粉饰太平的“学府”！我们大家睁眼看看民族危亡的情况，回顾自己醉生梦死的悠悠度日，这时，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是国家的中坚分子呢？还是只知吃饭的废物呢？

就像《编者底话》所说的，这回的纪念刊，肯定“使某方面看了不舒服”，但所载各文，虽言辞激烈，确是“同学方面之现阶段的精神的流露，”应允许其“尽量表现”。值得注意的是，老校长蔡元培接到学生的电报催请后，航空寄来意味深长的题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而刘半农的《三十五年过去了》，则从鲁迅设计的校徽说起，同样表达了忧愤的心境：

我以为这愁眉苦脸的校徽，正在指示我们应取的态度，应走的路。我们唯有在愁眉苦脸中生活着，唯有在愁眉苦脸中咬紧了牙齿苦干着，在愁眉苦脸中用沉着刚毅的精神挣扎着，然后才可以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作为教授，刘半农最后还是落实到“应当努力于雪学术耻”。可蔡、刘二君的忧患意识，与学生的基本立场，其实是相通的。

这一期的纪念刊，除了政治抗议外，有几篇小文章，值得一读。一是日后成为著名文学史家的陈世骧所撰《北大外景速写》，一是徐靖方、许文超两则妙趣横生的《北大老》，还有便是顾麟生的《我们的北大》——后者之提议校方接管景山、整治“北大河”、创建艺术学院，以及附议改“景山东街”为“许景澄路”、改“汉花园”、“沙滩”为“五四路”、改“北河沿”为“大学路”等，都是很好的“创意”。

《国立北京大学一九三七级毕业同学录》(一九三七)：从一九○三年的《京师大学堂同学录》，到一九四八年的《国立北京大学历届校友录》，四十多年间出版的众多“同学录”，体现了北大学生强烈的“母校意识”。大约从一九二○年起，北大应届毕业生的“同学录”，不再只是文字介绍，而是以照片为主。而且图册越编越精美，足以陪伴主人“走遍天涯”——不只一位老学长，向我炫耀其珍藏了几十年的“我们那一届的同学录”。此类印刷精美的“同学录”，以一九三七级的那一册为顶峰，而后便风光不再了。除了名人题词、师长形像外，“同学录”的主体是每位同学的“玉照”(注上名号、籍贯、年龄等，便于日后辨认)、学校的建筑物、校园生活的场景，以及简要的校史等。而一九三七级的这一册，还有另外两项发明，一是增加历届学生名录，一是配上若干北平风光。此举带有象征意味：“同学录”至此包罗万象，很难再有所突破；而很快抗战军兴，北大南迁，颠沛流离中的北大人，只能依靠这册“同学录”(假如有的话)，追忆故都和母校——此册印成，北平已在战火之中，有多少同学能够得到它并保存下来，实在不无疑问。

作为北大同学录“最后的辉煌”，此书唯一的缺陷是题词不够精美。当校长不容易，每年都得为各种纪念册题辞，可蒋梦麟的“努力前进”，也实在太乏味。文学院院长胡适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过于平实；外国语文学系教授周作人抄录蔼理斯的话，即便内容贴切，也是近乎偷懒。对比一九三四级同学录上马叙伦精美的书法和《贺新凉》词，或者黄节之恭录顾亭林论学语“博学有耻”，均大为逊色。大概只能解释为时局艰难，人心惶惶，实在高雅不起来。《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一九四八)：四十周年校庆时，北大正偏居昆明(作为西南联大的一部分)，没办法举行隆重典礼，只是铅印了一册《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其时战事紧张，印刷困难，论文集封面注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编印，一九四○年一月二十日出版。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北大重归红楼，应该好好庆祝了；可很快地，内战炮火又起，学校成了党争的重要阵地。即便如此，北大的五十大庆，还是相当热闹。

出版物方面，除了论文集、校友录、展览概要、善本书录等，最值得关注的，是或单独刊行或收在“五十周年纪念一览”中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这一回的校庆活动，校长的印记相当明显。《水经注》版本的展览，以及突出图书馆善本书和文科研究所的贡献等，均可见胡适的个人趣味。至于纪念特刊的编排，也都颇具匠心。清一色的回忆文章，没有空发议论的，且都出自著名教授之手。文章不多，但大学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所涉及。若严格依照时间顺序排列，齐如山的《记同文馆》应该放在第一位，考虑到北大历来以京师大学堂为老祖宗，同文馆只是在溯源时提及，故将齐文略为挪后——如此周密的考虑，可见编者历史意识之强烈。大学堂老校友邹树文、王画初、俞同奎的回忆文章十分珍贵，大概也只有胡适这样有历史癖的校长，才会去认真组织与发掘。其他文章，也都各具特色，如熊十力以思想及气势取胜，杨振声、罗常培以史料翔实见长，而冯友兰的《北大怀旧记》，则颇有幽默感。尤其是提及那张很有名的北大哲学门毕业留影，寥寥数语，一下子写活了陈独秀、梁漱溟两位师长：

我们在民国七年毕业的时候，全体师生照了一张像。陈先生与梁漱溟先生坐在一起。

梁先生态度恭谨。陈先生则很豪放。他的一只脚，直横伸到梁先生面前。等到照片洗出以后，我们送一张与陈先生。他一看，说：“很好，只是梁先生的脚，伸出太远一点。”我们的班长孙时哲(本文)说：“这是先生的脚。”陈先生也为之大笑。

“特刊”所收十篇署名文章，均可读，水平比以往任何纪念册都高。可缺了学生的视角，总是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

北大的五十大庆，办得虎头蛇尾，准备工作做得很认真，可正式举行庆典的前两天，校长胡适乘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南下。十二月十七日凌晨二时许，也就是庆典举行前几个小时，解放军进驻北平西郊罗道村，北大农学院率先进入新时代。围城中的北大校庆，虽然照样举行，但不可能真的“处变不惊”。

《北京大学六十周年》(一九五八)：北大的五十周年与六十周年，两次大庆，竟有天壤之别。新旧政权交替、北京再次成为首都、北大校园由城里转移到西郊、校庆纪念日由十二月十七日改为“五四”等，其中任何一件，都深刻地影响着北大的未来。唯一具有连续性的，是胡适再次充当校庆纪念的重要角色，只不过一正一邪形像迥异。

这一回的校庆纪念活动，最值得骄傲的，是完成了《北京大学六十周年》。这部由“校史编纂委员会”撰写的书稿，虽然只是“初稿”，不曾公开发行，但毕竟可见时人之自信，敢于一直写到当下。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最后一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北京大学(1949—1958)》。这一章的第二节，标题是“几次伟大的政治运动为北京大学的大跃进奠定了基础”，所述“运动”包括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反和思想改造、肃反、整风和反右等。据说，经历这一系列政治运动，北大“旧貌换新颜”。

北大校史的写作非同小可，因其牵涉到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许多重要命题。史料缺乏，固然是难以下笔的重要原因；如何阐释，更是关键所在。作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没有一部稍为像样一点的校史，实在说不过去。一九三三年底，为纪念校庆三十五周年，校方组织编撰了《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双面十七页，线装一函，也是“非卖品”，且开宗明义：“欲纪其详，有待专志。今兹说述，只及要纲。”为了那部众望所归的“专志”，北大专门成立了编纂处，请看上述“校史略”的预告：“梦麟念我校自清季创办以来，校况之良窳，校誉之升沉，学制之更移，精神之转变，人员之进退，多经岁月，知者将稀。求诸档文，亦虑损阙。非写专书，恐无以信今传后。因拟创编《国立北京大学志》，设编纂处，以刘复为主纂。”刘先生不辱使命，编纂处工作也颇有成效，现存北大档案馆的“校志稿”，保留了不少重要的史料。至于定稿，则遥遥无期——刘先生不幸早逝，以及抗战爆发北大南迁，可能都是“专志”难产的原因。

《北京大学六十周年》的写作，吸取了“校志稿”部分考证成果，但转移了叙述立场。

“初稿”完成后，二十年间没能认真修订，原有的毛病日益刺眼，以至非全部推倒重来不可。八十年代初，北大校方集中力量，终于写出差强人意的“半部”校史——因其只叙述到一九四九年。百年校庆即将来临，校方依然“多闻阙疑”。真正的北大百年史，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问世！

北大六十大庆，拿老校长胡适“祭刀”，实在有失公允。台北的北大校友会，于是反其道而行之，大张旗鼓地为胡适祝寿；国民党当局也借此大做文章，争夺关于“北大精神”的阐释权——北大再次成为国共两党争斗的战场。随后出版的《国立北京大学成立六十周年纪念》，薄薄一册，三十二页，毛子水、罗家伦的文章以及“大事年表”，均为旧作，唯一新写的，是短短一页《向胡校长祝寿献词》。如此简陋的纪念册，本不该勉强出手，实在是因胡校长太寂寞了，需要一点后学的安慰。

《精神的魅力》(一九八八)：北大的七十大庆，正值文革高峰，那“大学还是要办的” 的最高指示还没有发布，北大前途生死未卜，根本谈不上校庆纪念。八十大庆时，教育部正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讨论如何在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当务之急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批判“四人帮”所狂热鼓吹的个人崇拜，并确定新时期的教育方针，而不是举行校庆纪念。一直到九十大庆时，北大方才心情舒畅，有可能好好庆祝一番。

校方组织的出版物中，《今日北大》侧重介绍北大的历史及现状，《精神的魅力》则突出个人与学校的精神联系。作为“纪念册”，后者更可读，影响也更大。“六十五篇作品，六十五支心曲”，上至耄耋长者，下至青年才俊，全都“辞采飞扬，情思泉涌”，使得该书特别能够吸引年轻读者。而其突出“精神的魅力”，确实抓到了北大最引人入胜处。迄今为止，关于北大校庆的纪念册，没有比这本发行量更大的了。

正因为这是一次成功的策划，影响极大，不妨略为吹毛求疵。将校庆纪念定位在“我与北大”，如此个人化的叙述，必定是文章好读，但没有多少历史感——对比此书与“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差距格外明显。与此相适应，该集文章，主观抒情多，而理性分析少，对现实中的北大一味赞美，与三十年代由学生会组织的大不一样。最后，从二十周年纪念起，北大人始终盯着世界一流大学，校庆感言，总念念不忘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巴黎柏林，不像现在的文章，多将目光局限在沙滩与燕园。

为了纪念北大百年，今年会有许多出版物问世。此前的纪念册，多只在校园内流通；这回却不同，许多与北大没有直接因缘的文化人，也将北大作为一个重要的话题：或集中谈论北大的历史与现状、轶事与精神；或借北大校史探究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或醉翁之意不在酒，虚晃一枪，推出自家治国安邦的大计。所有这些，我都很感兴趣，并乐意倾听。理解百年中国的“光荣与梦想”，“北京大学”，绝对是个很好的叙事角度。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日于京北西三旗

电信人才

●张大放 收藏拍卖导报 2005年9月1日

前不久我与朋友在京城报国寺闲逛，无意中看到一家店铺的书架上摆放着一本书，隐约可看到“交通部××××”几个字，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急忙走进这家店铺。这是一家专门经营旧书刊的小店，一个小伙子正在拆一包书。我顺手从书架上把那本书抽出，一看真是大喜过望，这正是我所需要的书啊！该书用硬皮包裹着，封面是英文，封底是中文；扉页上盖有紫色的椭圆形印章，印章上有“交通部邮电学校无线电高等工程班”等字样，印章下面有“敬赠”二字；封底中文写有“交通部邮电学校，无线电高等工程班庚申级刊”等字样。

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而是一册印刷考究的同学录。但与我们日常所见到的同学录不同的是，它的内容非常丰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信息量很大，可阅读性强。考虑到与我收藏的电信文物关系密切，于是我张口问道：“这书要多少钱？”“老板不在，你过会儿再来吧。”小伙子头也不抬地回答。“麻烦你给老板打个电话，帮忙问个价吧？”我用商量的口气对小伙子说。见我诚心要买，小伙子便放下手中的活儿，起身给老板打了个电话。没过多久，小伙子便把老板开出的价码告诉了我，我觉得价格不算离谱，便成交了。

当我兴冲冲走到朋友面前时，朋友忙问：“又弄着什么好东西了？”我笑了笑说：“看家的玩意。”朋友也是喜好收藏之人，忙接过去细瞧端详。当我向他透露该书的价钱时，他一脸疑惑：“这次你可捡了个大便宜，别说是正对你口味的邮电学校同学录了，单是民国普通学校的同学录就不止这个价格！”朋友的话的确不错，在这之前我确实遇到过解放初期的同学录，要价都比这本高出好几倍呢。

回到家，我连忙搬出《北方交通大学志》，对照着翻阅起来。两书均提到邮电学校的前身是“交通传习所”的一部分，民国政府鉴于清朝时期中国电信事业一直为外国公司所把持，又深知电信与政务、军务关系密切，需要培养自己的电信人才。1917年1月，交通部决定将“交通传习所”分为“北京邮电学校”和“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同时提到，邮电学校设两年制的高等电气工程班、有线电工程班及一年制的无线电工程班。而我这本同学录上却明明写着“无线电高等工程班”，到底是谁写错了呢？我仔细翻看该同学录，从“级史”中找到了答案：该班同学是从北京和上海两地招收的，电学基础较差，学无线电学更困难。主讲教师邢森教授见状提出延长半年学期，经全班大多数通过后报送校长，后经校长呈主管部门，奉部令照准。因为延长学习时间，该班也由“无线电工程班”升格为“无线电高等工程班”了，时间是民国九年，也就是1920年。

从该班同学的年龄看，1920年他们毕业时，大都在21岁至24岁之间，如果他们今天还健在的话，最小的也都106岁了。所以我敢断定，他们都已不在人世了。虽然他们离开了我们，但作晚辈的不应该忘记他们，他们可都是咱中国早期培养出来的电信人才啊！

清代也有同学录

徐永鹏 收藏拍卖导报 2004年9月16日

清朝末期，我国开始设立高等学堂，最早的有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和设在南京的江南高等学堂。两所学堂每年招收的学生数量比较有限，留传下来的学生名录更是寥寥无几。有幸的是，笔者收藏了一份保存完整的清朝宣统年间江南高等学堂同学录, 绘刻者为其学生姜澧兰。姜澧兰（号廷荣，江苏武进人）, 住湖北武昌省城军械所。

这本清代同学录长27厘米，宽16厘米，用白色宣纸印刷，字体为黑色仿宋体，计16页正反（相当于现在的32页）。第一页上是半隶半楷的“同学录”3个大字，外加黑色长框，反面是由4条龙组成的方框图案，竖排两行字“宣统岁在己酉仲秋九月印刷”。接着是学堂教授潘任的序言，讲明了刻书的情况和原因。第三页开始是同学录，共有学生223人，其中江苏省147人，安徽省24人，其他省52人，每人分姓名、学号、籍贯、住址4项。这其中有不少人已成为我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作家、科学家、外交家。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府（即今常州市）的著名语言学家、词曲家、作家、学者赵元任先生也名列其中。

这本同学录汇集了众多的学生名单, 为我们研究清代学堂史大有裨益，可以从中了解学生的分布情况以及有关名人的学籍。同时，它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历史、地理方面的资料, 特别是清代末期省的划分，府、州的设置，县的归属等。尤其难得的是，这本同学录不是由校方或官方出资印刷，而是由一位学生出资绘刻，也属难能可贵。

旧信封里趣味多

●杨建东

前几日逛南昌滕王阁艺术品市场时，老远就发现一个地摊前围了四五个人，他们都蹲在地上专心致志地挑选着什么，这引起了我的好奇。走近一看才知，一对中年夫妻摆的地摊上堆满了大大小小、五花八门的旧信封，每个只售两角钱，足足有五六千枚，堆得跟小山似的，看来他们都是集邮爱好者。

我也是一位有着10年邮龄的集邮爱好者，自1997年邮票贬值、邮市一泻千里以来就不再集邮了，所以面对此情此景，我不由得小声嘟哝了一句：“还有人集邮呀！”没想到竟被一位低头挑旧信封的人听到了。他抬起头友好地说：“这你就老外了，这旧信封上的邮戳有不少名堂哩！”就是这句看似平常的话，无形中又增加了我的一项兴趣爱好。当时听了此话，我立即与他攀谈并虚心请教起来。他说，现如今的集邮者大多都是集未使用过的新邮票，尤其是1997年邮市疯潮时，许多人都是整版、整封地买邮票，功利性太强。真正的集邮者应是以集实寄过的旧邮票为主，集新票为辅的，而旧邮票最好是连同粘贴在一起的信封一起收藏。因为单独揭下邮票容易破坏邮戳的完整性，而邮戳正是一个国家邮政史的真实记录。说着，他指着一张旧信封说：“你看这个邮戳里的‘拆封’二字就很有意思。”我说，私人信件不是不能随便拆吗？他说，这叫按规定抽验，就像我是做电工的，有权按规定对用户电表进行抽查、拆封、检测。经他一点拨，我茅塞顿开，很自然地拣起一张张旧信封看起来。果然，那些邮戳里都写有“转运”、“分拣封发”、“分拣科筒取”等邮政专用术语，还有诸如“杨桥”、“吴村”、“王舍人”等地名，简直就是一部百家姓。再仔细鉴别，还能划分出动物、植物等系列，真可谓趣味多多、妙趣横生，我一口气挑了100多张，如果不是因为脚蹲酸、蹲麻了，我还会继续挑下去，这一趟收获真是不小！

看来我今生注定是要与这些旧信封为伴了。

邂逅徐志摩

马志春 收藏拍卖导报 2005年1月13日

从事收藏活动十几年，若有人问我收藏的乐趣和价值在哪里，我会自信地说，是“捡漏”！即在常人不注意的地方意外得宝。笔者有一次就出乎意料地邂逅了一枚徐志摩当年实寄封。

大上海素有中国收藏“半壁江山”之美称，名家高手云集，邮市上更是藏龙卧虎，我等工薪阶层的收藏迷虽囊中羞涩，但也十分向往。

一次，我趁公差机会造访了沪上邮市。恰巧，一个邮商新收到一批民国早期实寄封，诸多邮迷闻讯前去觅宝。“双戳”清晰、票封品相俱佳的要价不菲，但还是被陆续买走。邮商赚了数倍本钱，对一些品相不好的实寄封也就不太在意了。当我翻拣时，无意间从中发现有“志摩”二字落款的旧封，遂抽出细看，此封销票戳模糊，背面也有乱画痕迹，但收、寄方地址清楚，“志摩”二字下还有“九月四日”寄出日期。联想到曾见报刊介绍诗人徐志摩有随手写日期的习惯，心想：莫非这是徐志摩亲笔写的？想到这里，我便不动声色地与摊主进行交涉，最终仅以5元钱成交。回家后我查遍所有相关资料，终于从《徐志摩日记》中查到“九月四日，复胡天云小姐信”的记载。

徐志摩英年早逝，存世信札不多，根据收藏界“名人尺牍”的行情，估计此封价值日前已数百倍于当初购进的价格，说不定考证下来，还能发现这位风流才子的一段不为人知的事情呢。

古旧书收藏前途水涨船高

秦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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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政界往事》写作自述

李亚平

一

我差不多每个周末都到北京潘家园旧书摊去淘旧书。时间久了，发现有两类书时常以一两元钱人民币一本的价钱在那里被甩卖；甩卖者呐喊得很热闹，却少有问津者，估计其不久后的归宿只能是造纸厂的纸浆池了：

一类是成堆的新书。这些书包装漂亮，用纸考究，印制精美，时常起了个耸人听闻的书名，且成批、成套、成系列、成大全，且不乏以我国文史界名人名家为号召，内容则大体上是所谓“攒”——意即由写手们抄来抄去东拼西凑起来的；据说，这类书的策划和制造者们所瞄准的并非读书人口袋里那不多的钞票，而是那些不读书却有钱的各级官员和各类大款们，供他们摆在硕大的客厅或办公室豪华书柜里，以示品味的。于是，书商们得到了钱，摆书者得到了品味，剩余的就来到了潘家园旧书摊；

另一类则新旧杂陈，细细看去，常令人生发触目惊心之感慨。原因是：里面聚集了大量我国史学界的名人名著和教科书。翻开来再看，就会发现，从史实的选取，到史识的应用，如教师爷一般，充满了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的不容置疑的结论，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用毛主席的话说，真正是语言干瘪，面目可憎，的确称得上不忍卒读。由此明白了这些书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而另一类历史读物，老几代的如王国维、陈寅恪、费正清、史景迁、黄仁宇、唐德刚的著作，新一代的如李零、吴思、茅海建、张鸣、于涛等人的作品，在那里则全无踪影。数年间，我在潘家园细细搜寻，于此基本没有斩获。和摊主们聊天时，他们告诉我，其基本货源，以废品回收站和在居民小区走街串巷收破烂的为主。由此可知，潘家园旧书摊相当准确地传达和体现出了首都居民图书阅读中的好恶与淘汰机制。其间，让人无法不产生时代演进之沧桑感慨。读书、写书、出书者实在不可不察。

我体会，“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说今天的生活是历史的延续；其二则说今日的人们应该用更新、更符合当代人类智慧发展水平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只有这样，以往发生的一切对今天的生活才会有借鉴意义。或者换句话说，如此，历史才会给人们提供更多的智慧。

这就要求从事历史写作的人，必须忠实于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从真实的、活生生的史实出发去描述与理解历史，而不是用固有的概念和理论去图解历史。那种不由分说地愣把史实往概念中生搬硬套的历史著作和教科书，就像文化大革命中那些“高大全”式的文学作品一样，不太可能会有生命力。

我在写作《帝国政界往事》系列时，如果说遵循了什么写作原则的话，那就是时时刻刻警告自己：不要为潘家园旧书摊提供甩卖的货。

二

曾经有人问一位西方的学问大家：如果让他在十个不同的时代和国家生活，他会怎样选择。这位金发碧眼的大学问家第一志愿就是希望生活在中国的北宋时代。我想，我同意这位大学者的选择。但要加一个限定词：就是我的第一志愿是选择生活在北宋的仁宗年间。

写《帝国政界往事》的大宋篇时，和阅读宋史时的感受很像：大喜大悲，亦喜亦悲，由喜到悲。

这个朝代的农业、手工业、科学技术进步、对外贸易与国际交往、城市建设与发展、文化事业、教育事业差不多都达到了我国古代社会的巅峰。我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是在宋代大规模投入使用的，当时最大的私立大学可能达到了上万人的规模。宋代文化辉煌灿烂，所产生的历史文化名人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而同样是在宋代，酿成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冤案——岳飞；产生了我国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坏蛋——秦桧；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耻辱——靖康之耻，两代国家元首成为敌人的俘虏。还有许多许多。在我国所有大一统帝国中，宋代又是最为“积贫积弱”的一个朝代。

这一切是怎么形成的？

我理解，历史写作的任务，就是不但要告诉人们历史真实是怎样的，还要告诉人们，为什么是这样的。过去，我们读到了太多对上述问题的解释。至少在我看来，那些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的解释中，有许多是虚假的伪历史。它们只会使人越读越糊涂，越读越愚蠢，越读越庸俗——如果你还能读得下去的话。这是我写作《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的基本动机。

而阅读明史时的感觉，则特别不好。

翻开书来，不管是官修正史，还是野史笔记，一个挥之不去的印象就是：在那两百七十六年时间里，中国人的生活特别七扭八歪，想要看到活得堂堂正正、神采飞扬的人物与故事，不是特别容易——

比如为王朝打下了大半个江山、最后吃皇帝赏赐的蒸鹅死掉的徐达；

比如刘伯温，在我国民间名气极大，简直是个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神仙一流人物，却只能吃下毒药、肚子里长个大疙瘩、在辗转反侧中痛苦地死去；

那个天下公认的读书种子、满脑袋忠孝仁义的方孝儒，愣是被皇帝灭了十族；

在永乐皇帝朱棣的旨意下，不愿意顺从他的臣子们的妻子女儿，遭到了无休止的轮奸——只有最坏、最下流的流氓和恶棍才能想出这样的主意；

比如于谦、袁崇焕惨烈的冤死；戚继光、张居正极度扭曲的生前身后；还有在监狱浸透鲜血的稻草堆中辗转挣扎的李贽……

就连家喻户晓的风流才子唐伯虎，国人似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位大才子点秋香的故事，人人都以为他活得多么潇洒惬意，殊不知此人装了一肚子的苦水；更不用说大画家徐渭徐文长一次又一次的自残了；

有明一代公认的大哲学家王阳明，不但生前活得闷闷不乐，郁闷已极，死后也不省心，家里家外的灰头土脸一地鸡毛；

那位受到广泛赞誉和崇敬的三宝太监，之所以要七下西洋，却原来主要是为了寻找那可能威胁了永乐爷皇位的前皇帝朱允 ！以至于后来的当国大臣，为了防止有人再从事这种差点导致国民经济崩溃的壮举，下令烧掉了郑和积累起来的所有航海资料；

而倭寇之乱之所以在嘉靖年间泛滥得几近不可收拾，却原来与明代皇家特别扯淡的朝贡贸易和主管官吏的贪赃枉法密切相关。等等。

整个大明王朝似乎根本就是为小人们设计的。难怪他们会一茬一茬、前赴后继地生长得无比茂盛。

宋代发生的许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在这个朝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身上找到源头；同样，明代发生的众多故事，也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影子。这时，只有在意识到了这一切之后，我们才会深切地意识到：这才是中国人真正的不幸所在！

宋代发生的另外一个重大事件则是儒家思想——帝国正统意识形态在南宋的朱熹手中宣告完成。从此，这套货色与帝国政治制度与传统扭搅在一起，对于中国人的头脑与心灵发生了重大影响。曾经有人问过我：为什么不写写朱熹？我说，我是想对朱熹说点什么，但每每想起，心中却更多的都是凄凉，让人不知说什么好。

朱熹的自我感觉极好，他差不多是自以为已经穷尽了宇宙万物的终极真理了，举凡天、地、人。用今天的术语讲，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加上一个人文科学，到朱熹那儿算是到头了。不光朱熹自己这样觉着，后来几百年里的人们都是这么觉着；因此，他差不多可以和孔夫子、孟夫子两位老人家平起平坐了。可是，如果细细品读他的文章，不知别人的感觉如何，至少我本人，除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存天理灭人欲之外，我真的看不出来他比前人究竟更多发现了哪些真理。然后就是，只要你不听他的招呼，你就是禽兽，就是乱臣贼子，就是人人得以诛之。以往帝国政治与意识形态就是蛮横至此。这才真正可以问一句：这叫什么玩意儿？这还怎么可能是人的世界？

到了明代，读张居正的奏疏时，心里的滋味也是一言难尽。一个年近五十岁的首辅大臣，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内阁总理大臣了，诚惶诚恐地跪在一个十岁不到的小皇帝脚下涕泪交流，口口声声称小皇帝对自己是“恩若父子”；原因仅仅是小皇帝在张居正刚刚经历了一场政治搏杀之后，表扬了他一句：“先帝说你是忠臣。”

诸如此类之上佳表现，在中国以往的几乎任何一个历史文化名人那儿差不多都能看到。说我们的政治文化传统具有重大缺陷，这就是理由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它根本就是栽培白痴的文化。我肯定没有用今人之标准去苛求古人的意思。但在人类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若连这种在帝王面前人如草芥一样的政治文化传统碰也不能碰一下的话，那才真正称得上一个下贱，就是一个真正的贱骨头！

我们民族中的精华人物尚且如此。其他不说也罢。

三

现在，让我们还是回到潘家园旧书摊。

从前年九月出版《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到去年十月出版《帝国政界往事——大明王朝纪事》，至今已经一年多了。我心中最为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潘家园旧书摊上，看到我的书。为此，我愿努力。即便不能永远，至少要让它在那里出现得尽可能晚一点。

谢其章：我是新鸳鸯蝴蝶派

采写：甘丹 摄影：郭延冰 06-01-13 新京报

旧杂志里讨生活的谢其章钟爱上世纪三十年代十里洋场的感觉，被人笑称为新鸳鸯蝴蝶派。

谢其章收藏了张爱玲所有小说首发的刊物。

谢其章出版的期刊收藏类图书。

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周璇为封面的《新影坛》杂志。

《大众》杂志很具现代感。

《时代漫画》封面，三十年代是漫画的黄金时代。

书桌、书架、书窝

“不是书房，是书窝。”走近谢其章的家，他就这样为自己的书房做了一个注解。

六平米，除了房间中央的一个小书桌，这间书房的四周都垒放着谢其章的“宝贝儿”。人要是走近房间，立刻就会有种被书拥抱的感觉。

在书友圈中，谢其章戏称自己的书窝为“老虎尾巴”。“鲁迅北京的书房就叫老虎尾巴，我这个书窝在形状上就和他的老虎尾巴有些相似。”虽然书窝很小，但谢其章显然乐在“窝”中。

他说，为自己的书窝取名“老虎尾巴”，不仅仅是因为书窝的形状，还因为他非常赞同鲁迅所说一句话：书房的一个特性就是要在“使用”中。“有些人的书房就是一个装饰，但真正的书房是要使用的，不仅要用来藏书，还要用来读书，这才是真正的书房，是使用中的书房。”谢其章的书窝，就是这样一间处于“使用”中的书房，每天他都会花上一大半的时 间猫在书窝里，看书，写书。

“老虎尾巴”还有一点与众不同，这里的大部分书架，书桌，书柜都是谢其章的木工活，是他自己一钉一锤，敲敲打打制作而成的。就像他自己所说，他对书桌和书柜都有些迷恋，似乎只有出自自己之手的东西，才能放心地把心爱的书摆放在上面。他还笑称，以前住平房的时候，自己在家里敲敲打打，没有楼上楼下的邻居责怪，现在住上了楼房，不能自己动手干木工活似乎还有些不习惯。

“大家都在谈书房，可是我却很少看到有人谈书房里的书桌。其实书桌是很有趣的东西。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书桌我不辜负它’，我的每一个书桌，我对它们都是有感情的。”对于书桌和书柜的钟爱，其实还是来源于谢其章对书的痴迷。书、书桌、书柜构成他书房生活的整体，缺一不可。“每天我不是在使用书房，就是在看着它。曾经有个朋友让我去他的空房子里写东西，他以为那里安静比较适合写作。其实，我离开了我的这个书房我更是一点都写不出来，自己根本不在状态。也许我跟它朝夕相处，已经有一种暗合了吧。”

二十年来买书日记

问起谢其章的藏书缘起，他慢慢悠悠地回答说：没有什么原因，就是自己喜欢呗。“那似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爱好。就偏偏喜欢看书。”谢其章说，他的父亲就爱看书，但他们兄弟三人，只有自己继承了父亲的这个爱好。上世纪80年代前，他和大部分人一样，虽然喜欢看书，但能买到的书，能看到的书都非常有限，直到80年代以后，谢其章的买书经历才真正开始。

“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火种，遇到合适的时候，这种火种就会蔓延。我买书，藏书也是这样的。”谢其章说。

北京城的各个书店都早已被谢其章逛遍了，哪个书店有什么书，哪个书店的特色是什么他了如指掌。但是，他最熟悉，最爱去的还是潘家园。

每周末，谢其章都会一大早就赶往潘家园，多少年来从不改变。“以前去就是淘书，买书，现在更多的是去会朋友，大家一起吹吹牛。”因为买书，藏书，谢其章认识了很多爱书之人，潘家园就是这些爱书之人的据点，他和朋友们在这里一起淘书，一起闲聊自己获得的书讯。“大家开玩笑说，如果在潘家园放个打卡机，那我肯定是全勤。如果有人想在那里找我，拿起大喇叭一喊，我就听到啦。”说起这些，谢其章满脸的兴奋。

当这种习惯成为一种生活时，谢其章的日记中也就记满了自己淘书、买书的点点滴滴。他从一堆书中翻出一个简单朴素的小本子，翻开这个本子，那密密麻麻的文字记录了谢其章20多年来的“书生活”：哪一天买了什么书、某个书店进了新书、某个书的价格……

对于谢其章来说，每天记录自己的买书，看书，已经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生活细节。而这些日记，也记载和见证着他与书为伴的生活。“其实这些日记不仅仅是记录我个人的东西，现在翻看这些日记，可以看到咱们二十多年来社会的一个变化。无论是人们的生活，还是图书出版，都能够从这些日记中看到它们的发展轨迹。也许都是一些很细小的生活点滴，但却能够从这些点滴背后发现很有意思的东西。”

旧画报中看风景

在京城的藏书圈里，谢其章的旧书、旧刊物是相当有名的，甚至在旧上海画报、旧漫画杂志等的收集上他都能算作第一人。

谢其章说，收藏图书一定要有类，而他的藏书主要有四大类，包括三十年代漫画杂志，电影杂志、三十年代画报以及沦陷区的文艺刊物和所有张爱玲作品的出刊本。他把自己收藏的每一份老杂志小心翼翼地用透明文件袋装着，井井有条。他很少让人翻动这些泛黄的古董，但如果碰到一个知音，他就会把自己的珍藏拿出来，一一展示给大家看，边展示边讲述那些旧纸旧刊的故事。

每一个故事从他嘴里说出来，都是精彩又神奇。

旧时上海画报的封面大多都是些描绘十里洋场的情景：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站在灯红酒绿的街头惜别，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等待归来的爱人……虽然杂志已经是几十年以前的东西，但封面的颜色却依然亮丽炫目。谢其章说，他就是钟爱这种十里洋场的感觉，因此有人笑称他为“新鸳鸯蝴蝶派”。他不在乎别人这样戏称，他说从这些被很多人熟视无睹的老杂志中，他能发现很多我们再也不可能拥有的东西———那就是丰富多彩，活跃，百家齐放。

谈话中，谢其章经常提到一本自己收藏的漫画书，这本书中，有一个画家做了一系列名为《鲁迅奋斗史》的漫画。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代，这样的漫画都会被看作对著名作家鲁迅的一种调侃和讽刺，但《鲁迅奋斗史》却大大方方地刊登在漫画杂志上，毫无忌讳。“如果是现在，我们的漫画家未必画得出这样的东西，就算能画出来，也未必会有杂志刊登。”他说，三十年代的漫画曾经被人和唐诗、宋词比肩，尽管这种说法不一定正确，但足以证明那时候的漫画是多么活跃与精彩。“三十年代的漫画时代是再也追不回来的。”这样的例子谢其章还能举出很多。他把这些称为“旧时代的文艺气息”，这种气息很自由，很丰富，很活跃，没有限制。他说他着迷的就是这样一种气息。“没有看过这些真正的旧杂志的人，不会了解它们的历史内涵有多深。”谢其章说，好多东西都被人忽略了，但正是这些被忽略的东西是再不可复制的。“那些旧画报，旧杂志的装帧，设计都是一丝不苟，画报的封面都是丰富多彩的社会风卷图。现在的杂志，大多都是千篇一律的美女封面，两者简直没有可比性。”说到这些，谢其章深感可惜。

他说，藏以致用。因此他把自己钟爱的各种画报封面汇编成书，每一个封面配上文字讲述封面背后的故事。

“每一个封面都是一个风景，我要让大家都来看这些美丽的风景。”今年是中国电影百年，很多谢其章收藏的老电影杂志也派上了用场，他特别高兴能看到自己这些被称为“旧纸”的东西被更多的人看到，被更多的人欣赏。

“他们说我是旧社会来的人，其实，我就是在故纸堆里讨生活。我的生活乐趣就来自于它们。”

拍卖的遗憾

2006年01月05日 04:22 深圳商报

又到了拍卖的日子。我虽然从未参与竞拍，但也很关注拍卖行情，因为其中往往能透露一些文坛和收藏的信息。苏富比（Sotheby）近日有英国文学作品拍卖专场，其中有纳博科夫出版于一九三六年的CameraObscura，这是一本罕见的英文初版书，但据英国报纸TLS介绍说，同一本书在三年前就拍卖过，当时估价二到三万英镑，而这一次的估价仅一万八到二万二千英镑。还有一本T．S．艾略特的第一部作品PrufrockandOtherObervations（一九一七）的初版本，当时只印了五百册，苏富比拍卖行的估价是二千五百至三千英镑，TLS说同样这本书，在伦敦一接珍本书店的售价是三万英镑，虽然有作者签名，但书本已是破损的，还不及这本品相好。所以这张报纸的编辑说，苏富比的估价与其说是参考，还不如说是误导。最后这两本书以多少价钱成交，尚不知晓。

上海嘉泰的拍卖专场，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其中有一批已故作家施蛰存先生的藏品。我因为与施先生有十多年的交往，他的一些藏品我都在他家见过，所以也很关注。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茅盾在一九七九年写给施先生的两页信笺，拍卖行估价四千到四千五百元，最后竟然以六万多元成交。前几天去看望八十六岁的藏书家黄裳先生，他这次也有一些藏品拿出拍卖，大部分都成交了。在我祝贺他的时候，他却告诉我一件遗憾的事，原来他也想要一本施先生的藏书，托人竞拍，结果竞拍价远远超出他的预料，没买成。说起这本清康熙精刻本高不骞的《罗璠草》，黄先生在五十多年前就看中，那次他去一家旧书店，看中几本旧书，当时因价钱谈不定而没买下，等他第二天再去，才知道他昨日前脚刚走，施先生后脚进，把三本最好的书买走了，其中就有这本极为少见的《罗璠草》，另外还有一本陈子龙的词集。“谁知五十多年后再一次没买成。”黄先生不胜感慨。拍卖就是这样，总是吊足人的胃口，又留给人无穷的遗憾。

吴兴文：为被遗忘的历史作注脚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曹雪萍 实习生 权丽娟 本版摄影/本记者 郭延冰

_{透过装裱藏书票的纸板可以看到吴兴文的背后的收藏世界。}

“一个以逛新旧书店、买书、看书、收书、写书、编书为终身职业的爱书人，藏书不满三千，多了放水流。”此话说的正是中国台湾出版人吴兴文。十几年来，他穿梭于两岸三地，以书会友。沈昌文先生赠其美名“书人”。

“你是拥有最多藏书票的华人藏书家”，当有人这么跟吴兴文说时，他立即反驳“不是啦，是最厉害的！”近二十年来他已收藏一万五千多枚藏书票。平常，他是个谨言慎行的读书人，但只要一提起藏书票，他立即拥有了话语的绝对控制权，在场的所有人都屏气凝神，听他讲述藏书票背后的故事。

收书：台北重庆南路巡阅使

吴兴文最早开始藏书是在小学六年级，他说那时收书的滋味比现在还美，人家用零用钱买糖果，他用零用钱买书。初中三年级的吴兴文就有了属于自己的书房兼卧房，买书都买到了来不及读的地步。“上高中时我住校，每逢周末回到台北都要去书摊云集的牯岭街淘书，还自封为重庆南路巡阅使。”吴兴文在上大学的时候负责系刊的编撰工作，他列出心目中的台湾十大小说家，从那时就开始收集张爱玲、白先勇等人的作品。1979年的吴兴文和同学投资2.5万元人民币买了一百本三十年代的文学书，这让他瞬间找到君临天下的感觉。同时，叛逆的他正值青春年少，还将猎取《金瓶梅》作为一个小小目标。终于如愿以偿地在旧书店淘到了张竹坡评本的《金瓶梅》。他笑着说：“其实只有第二十八回集中描写情色了。”“回头想想，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在联经出版公司台大门市部做售货员兼采购。每天早上九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仍然觉得时间过得飞快。”吴兴文兴奋地说。他每天就像西西弗斯一样，把书摆上书架，转身再去摆别的新书上架。让他感触颇深的是台大学生阅读视野的开阔———自然科学、人文景观，大小通吃。

淘书：最向往北京琉璃厂

在吴兴文的心中有四大淘书圣地：伦敦查令十字街、塞纳河畔、东京神田古书街、北京琉璃厂。他一直梦想着在蜜月期游览这四大淘书圣地的其中之一。终于，在1989年8月底，他来到了北京。其他朋友都去爬长城，他却一大早跑去琉璃厂淘书。他淘到了1933年出版的俞平伯送钱玄同的《杂拌儿之二》，上面签有“玄同师诲改，学生平伯敬呈。”还找到胡愈之送启明先生的签名本《莫斯科印象记》。吴兴文特地为这两本书包上淡黄色的透明书皮。

“这些都不足为奇，最珍贵的是我淘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这是一本由中国舞蹈之父吴晓邦送给徐光霄的《天马舞蹈室摄影集》。摄影集的扉页上，吴晓邦亲笔题字“天马舞蹈工作室自1957年至1960年7月第一阶段工作已告结束，兹奉上作品选图片一册，以留纪念。

今后，天马工作室并入了北京舞蹈学校，筹备第二阶段工作，困难尚多，望时加鞭策。“摄影集中收录了1957年至1960年天马工作室的舞蹈剧照《思凡》、《梅花三弄》、《春江花月》等等。吴兴文说，这本摄影集为被遗忘的历史作了注脚。

1991年，吴兴文再次来到琉璃厂，这次他居然找到了清华大学1922至1923年的毕业纪念册。吸引他的不是梅贻琦和梁思成的毕业照片，而是在毕业纪念册的扉页上印有五福祥云的藏书票。有趣的是，清华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被印成了“厚德载福，自强不息。”严谨的清华人在一旁纠正错误，标注“福”应为“物”。让吴兴文欣喜的发现还不止这些，很快他又找到了1916年之江大学的毕业纪念册，扉页上印有图案为“扬帆”的藏书票。

那个时代，国人一般认为鲁迅提倡的“新兴木刻运动”是藏书票的始祖，但这两本年代久远的纪念册却纠正了这一误解。吴兴文说：“这足以证明藏书票是舶来品，比鲁迅提倡的新兴木刻运动更为久远。”

藏书：扫荡沈昌文办公室

1992年9月，诚品书店在台北举行第一届古书拍卖会，吴兴文参与其事。加以那时国内的旧书比台湾便宜很多，而且台湾的旧书来源已几近枯竭。所以后来吴兴文每年都为诚品书店出差上海或北京搜集珍稀版本的古书，他说：“旧书不是批发来的，一定要亲自去找寻书的源头。”正好，为“诚品”采购旧书，也增加了吴兴文来内地的机会。

沈昌文曾说过：“收买吴兴文的心最简单，送给他喜欢的书就好。”所以九十年代吴兴文每到北京出差，最后一站都会来到沈昌文《读书》编辑部的办公室，沈昌文说：“喜欢的书都拿去吧！”吴兴文最初以为是玩笑话，但是一扫书架，就不由自主地挑出数件宝贝，包括《围城》的初版本、黄裳的签名本、沈昌文于1953年翻译的《苏联出版会计制度》等书。这段细节在吴兴文的《沈老，沈公，沈先生》一文中被详细披露，使沈昌文的办公室成为众矢之的。一时间，沈昌文的朋友纷纷致电：“吴兴文能去你那儿拿书，为什么我们不能？”吴兴文感慨：“淘书的最高境界是把自己用不上的书送给喜欢它的人。可见沈公为人之洒脱！”

借书：丢一本书，看清一人

本雅明说：“所有得书的手法中，最令人钦佩的是自己写书。”1994年，吴兴文出版了第一本有关藏书票的书。至今，他在台湾的书房中收有五百多本有关藏书票的书籍，在北京的书房中也藏有几百枚珍贵的藏书票。近二十年来，吴兴文收藏了一万五千多枚藏书票，使他成为华人藏书家中的异数。

陈子善曾经告诉吴兴文，他在琉璃厂发现了中国收藏剧本最多的学者，也是世界三大剧本收藏家宋春舫的藏书票。在中国书店的海王村分店，吴兴文翻遍了书架上每一本外文书，经过几天地毯式的搜集，找到了七八本贴有宋春舫“褐木庐”藏书票。“从此以后，我每次到琉璃厂都会翻遍所有的外文书，店中的老师傅以为我在找什么宝贝，我很想告诉他们，但是又担心他们抬高定价，所以始终没说出来。”隔年，他在一本1913年版的《图解法文百科辞典》封面内正中央发现了“关祖章藏书”的藏书票，这是国人最早使用的藏书票。从此，吴兴文在藏书界名声鹊起。

在吴兴文收集的名人藏书票中，有伊丽莎白二世的，还有叶芝、艾略特、马克·吐温等人的。其中，伊丽莎白二世的藏书票仅写有“THEQUEEN‘SBOOK”的字样，深具平民化的色彩。“开卷有益”则是胡适写给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的题词，竟然成为该馆的藏书票。

“最有趣的是艾略特的藏书票，只花了八英镑就归我所有了，这张印有裸体女子的藏书票竟然被这位英国的藏书家误认为是情色藏书票寄给了我。”吴兴文讪讪地说。让他得意的还有马克·吐温的藏书票，藏书票的中央，是以马克·吐温在哈特福德的故居为背景，以顺时针方向，票面四周围着有关他的主要作品的图景。

时常会有人向吴兴文借书和藏书票，很多书一借出就杳无音讯，傅月庵曾劝他要回呆账，吴兴文不慌不忙地说：“没关系啦！借本书出去，看清一个人，还算划得来。”

_{吴兴文收藏的范用先生的藏书票。}

吴兴文1957年生于中国台湾，现任远流博识网（北京）文化公司总经理。从1984年开始收藏藏书票，现在有1.5万枚左右。还在台湾和祖国大陆出了几本关于藏书票的专著，有一本《图说藏书票》介绍的全是世界上珍贵的藏书票。

_{《史林杂志》的装祯非常精致。}

■收藏语录

●藏书不满三千，多了放水流。书房越大，书越多，其实越不会去翻，留来留去都成了愁，如女人的衣服。我宁肯把不读的书都扔了，以解书满为患的烦忧。

●买书是快乐的事，买房子藏书却是件痛苦的事，那是另外一场“灾难”。

_{《陶行知先生纪念集》上有包括田汉等多个名人的签名。}

■号外

从17日起，吴兴文先生将在涵芬楼书店举行为期十天的“我的藏书票之旅”个人展览

_{此藏书票世界仅存一枚。}

_{美国几位总统的藏书票。}

_{伊丽莎白二世藏书票。}

文物收藏和研究的历史

说到文物，即泛指一切人类历史文化遗存，并可供鉴赏、研究、收藏、摆设用的古代一切雅致器物。而在清乾隆以前文物则被称之为"古董"或"骨董","骨董"一词最早见于唐代开元年间（713-741）张萱写的《疑耀o卷五》："骨董二字乃方言，初无定字。"至南宋朱熹《语类》乃作"汩董"。明代董其昌在《骨董十三说》总曰："杂古器物之不类者为类，名骨董。"明代和清初较普遍使用骨董或古董这个词。直到清乾隆年间，"古玩"这个词开始叫响，即古代文玩之简称。到建国初期，叶恭绰先生鉴于"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书o旅獒》）之说，建议将 "古玩"改为"文物"。历史艺术文物业公会主任也提出，将"古玩业"改称"文物业"。1953年，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在《私营企业统一分类规定》中，正式改为文物业。从此"古玩"就被改称为"文物"了。

而人们对于文物的收藏和研究，在中国的历史上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在原始社会的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曾经发现了精美的陶瓷和玉器装饰品，这一发现反映出了中国在氏族社会时期已经有了"原始的收藏意识"。

殷周时期的文物大多集中在宗庙中，而在青铜中刻有"子子孙孙永保用之"的铭文字样已经屡见不鲜。在殷墟还发现了大量的骨卜辞。《尚书》中还有周王灭商都焚烧宫中珍藏古玉器亿万之多的记载。后经考证，古亿同壹，约计一万余件，这也是相当可观的数字了。

春秋战国时期建立的孔庙，更是"藏孔子衣冠琴书"。司马迁也曾"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史记o孔子世家》）

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旧书行的人说："秦始皇焚书，不准谈论《诗》、《书》，秦人便藏书于二酉，隐学于二酉。二酉，指大酉、小酉二山。"相传小酉山洞藏书千卷，《太平御览》曾记载，秦人隐学于此。后来便以"二酉"称丰富的藏书，用"书通二酉"来比喻读书甚多，学识丰富精湛。

我国自汉代开始，历代王宫中都收藏有珍贵的图书并设有秘阁用来收藏，同时在皇宫中还收藏着大量的奇珍异宝、书画和工艺美术等珍品。

汉代建立了"天禄"、"石渠"和"兰台"，实际上是皇家的三大图书文物馆。汉代在长安未央宫麒麟阁上，画有十一位著名将军的画像。东汉末年，"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帏囊。"使皇家藏书秘阁遭到洗劫和焚烧，大量的书画和档案典籍以及皇家珍藏被烧毁。而在文物研究方面，大多则是利用青铜器上的铭文，著名的著作有许慎的《说文解字》。

南北朝时期，梁元帝曾经搜集了许多的文物，藏于天府，当他兵败江陵时，尽将文物绕身焚毁。

隋代搜集了魏晋以来的许多书法、古迹和名画，在东都洛阳观文殿后面专门修建二台--妙楷台和宝迹台，可见当时的人们对文物的收藏已经相当重视。

到了宋代，上至皇亲国戚，下到平民百姓，无不崇尚对古物的收藏。宋徽宗赵佶所收藏的古器物达6000多件，分别收藏于崇政殿和宣和殿。士大夫们也是竞相收藏。欧阳修、赵明诚等都曾是当时著名的收藏家。赵明诚与夫人李清照一起鉴赏古物，所藏商周彝器及汉唐石刻拓本共2000多种，并著有《金石录》三十卷。

宋代是我国古代研究金石文物的一个高峰，并与古代文献对照研究，形成了"考据学"，涌现了一批有关文物研究的著作，例如《考古图》、《宣和博古图》、《集古录》等等。

此时也是文物收藏世俗化的形成时期，南宋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一书中就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北宋东京汴梁的商业繁盛，其中文物的买卖也已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商业行当。

清代，无论是在文物的收藏或者是研究方面都大大地超过了前代。清朝初期，文物大多集中在内府，历代的精品、珍品，如古代的青铜器、卷轴书画、宝石玉器，大都藏于建福宫、乾清宫、养心殿、宁寿宫、御书房以及圆明园等地，清乾隆时建的"三希堂"则是人尽皆知的书画宝库。这使得宫廷成为古代文物的集大成者，今天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即以此为基础。

清代有代表性的金石著作有：《西清古鉴》、《西清续鉴》、《宁寿鉴古》、《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古代货币有《古泉汇考》.古代度量衡有《权衡度量实验考》等著作。

到了近现代，有了专门的收藏和研究机构，对文物的收藏和研究更加趋向于完整化、系统化和科学化，弘扬了民族的优秀文化，也再现了文明古国历史上的迷人风采，更加充分地发挥了文物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解谜《红军长征记》

■何季民

淘旧书者的四种痴迷

早报记者 陈佳